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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林彪在国人的心中都是十恶不赦的叛徒,野心家,叛党叛国的大奸贼。
但是,这些帽子都是官方强加在他身上的。
说他是野心家,我不反对,哪个政治人物没有野心呢?
但要说他叛党叛国,我有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说他叛党,有证据吗?
所谓叛党,就是背叛党组织,投身到国民党的怀抱中。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和国民党、美国之间有勾结。
他也没有放弃共产党思想,何来的叛党之说呢?
1969年林彪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呼吁全世界的贫困国家团结起来,打败西方资本主义。
他把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比喻成农村,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喻成城市,用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
这表明他一直都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叛党之说,站不住脚。
那么林彪有没有叛国呢?
叛国通常是指背叛自己的祖国,帮助外国和祖国作对。
也没有证据显示林彪有过叛国的行为。
1969年中苏边境战争爆发,林彪认为苏联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他下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着想,绝不是某些人说的是为政变作准备。
也没有找到他和苏联勾结的任何证据,哪怕是一封信,一封电报都没有。
他在图谋刺杀毛泽东失败后向苏联方向逃走,只是一种保命的做法。
所以,林彪即没有叛党,也没有叛国。
林彪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乱世,林彪不会产生野心。
作为一个军事家,林彪的确算是一个军事奇才。
他为新中国的建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他生前,一帮学者把他吹上了天;在他死后,这些人又见风使舵,拼命地朝林彪身上泼污水。
叛党叛国的帽子也就自然地扣在了林彪的身上。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林彪在文革中打压过一些人。
但我们不能把文革所有的“罪恶”都算在他一个人身上。
林彪和江青都被审判过,但还有那些万恶的红色打手、造反派呢?
他们犯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全都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些人在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那些受害者道歉、忏悔。
这些红卫兵有不少叛逃到苏联、台湾、越南,政府却视而不见。
而林彪却要永远背负叛党叛国的恶名。
这公平吗?
还人民一个公正的历史,这才是政府要做的。
直到
“再不道歉就晚了。”
这样的一种意思,济南曾就文革道歉的刘伯勤表达过,北京就文革道歉的陈小鲁表达过,此番再次由宋彬彬等人表达出来。
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脱敏或集体性心灵仪式,但无论如何,曾经在40多年前那场浩劫中以不同程度的作恶者出现的那些人们,正在试图向历史与社会展示他们可贵的反思与良知。
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据《新京报》报道,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在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这些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
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每一个迟来的鞠躬,每一则短短的道歉信,都无疑是一次次来自历史深处的不胜唏嘘。
而又因为时光的云遮雾罩,体制的闪烁其辞,这样一些道歉更加具有发历史先声之宏大意义。
因此正像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刘伯勤道歉信时说到的:
“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这的确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一种个体勇气,一种人性抵达。
就陆续出现的“文革道歉”而言,这也的确是一种需要得到认同的价值高度。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今天更多仍对那场浩劫“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仪式,或者一掬公开流出的泪水。
现在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事件获得了比陈小鲁们更为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她曾经作为文革符号人物“宋要武”的存在,更在于她断然否认了此前坊间流传甚广的两种说法:
一个是宋于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并且需要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负责;
二是由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由来。
于前者,宋仅仅表示,“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
于后者,宋指称系《光明日报》在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擅自做的改名处理,“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
尽管这已不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否认关于她的“传说”,尽管在此次她也表示,“如果没做好准备(面对质疑),我就不会站出来。”
但是要让更多的人信服于她的说法,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而除此之外,不论她是否准备好了,她都将不得不面临“到底是道歉还是自辩”的质疑。
这正如一位实名微博用户写道的:
“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并不全然同意这样的指责,但它却的确表明,关于“宋要武”,我们也许还缺少一个真相。
所谓“孤证不立”,因此公众自然不可能尽信当事人所说。
然而真正让人尴尬的却是,虽然岁月不过仅仅间隔了40多年,虽然有不少的当事人仍旧健在,但是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却无法找到相应的档案资料或相关历史记忆。
这一方面表明,尽管不断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场巨大浩劫的林林总总、细枝末节,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依旧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表明,尽管随着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多少有了对那场浩劫的基本评价,但是由于仍旧缺少一种体制或制度层面的追溯、正视与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旧处于欲说还休,犹抱琵琶,从而也无从考证的状态之中。
对于所有“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无不需要一场真正的和解。
固然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没有道歉就没有和解。
但是显然,道歉并不等于和解。
道歉仅仅是和解的第一步。
在由此而及彼的过程中,那永远无法绕开的,是真相。
没有真相,则道歉无意义,宽恕无原则;没有真相,更不会有真正的和解,更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这也正是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时说道的: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的坚硬与麻木。
个体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弥足珍贵,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历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清醒与承担。
但是如果说道歉,又如何能仅限于某一个体?
而除了这些零星的姿态以及公开的坦陈,在历史最痛彻真切的深处,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如今安在?
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因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是现实体制对于历史真实的真正承担与正视。
非如此,不足以弥合价值共识;非如此,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文章没有署名,或许又是“集体创作”?
尽管捉刀人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交待一件事情:即被红卫兵小将宋某某有心无心“迫害”致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1970年春已经平反,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
文中有三句话依然说得非常精彩。
前两句是别人说的,后一句是道歉者本人说的:
一、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刘伯勤道歉信时说:
“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说得多好!
中国人的确没有“忏悔”的习惯。
国民党围剿红军,在湘江河畔一口气杀死了三十万红军。
国民党有道歉吗?
共产党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三大战役,一不小心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
死的不是中国人吗?
共产党有道歉吗?
只是不知文革中,红卫兵小将闹革命批斗了多少老师,打死了几个校长?
国共两党杀死那么多人都不道歉,干嘛揪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小将们不放?
二、一位实名微博用户写道的:
“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小将们刚道歉,马上就有人不信。
有人不信这话是宋某某说的,恐怕更多的人连“道歉”这件事都不信。
微愽是个好东西。
想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城发不出声来,要是有微愽也就不用写《大字报》了。
不写大字报,哪来的文革?
没有文革,哪来的红卫兵?
没有红卫兵,又何须给什么人道歉?
微愽是个好东西。
习大大刚上台时同样发声困难,他就是用微愽突破“封锁线”的。
习大大要是发不了声,何以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做美梦?
三、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时说道: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这话说的多好呀。
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文革是过去。
林彪是过去。
四人帮同样也是过去。
文革是悲剧。
林彪是悲剧。
四人帮更是悲剧。
悲剧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红卫兵无愧于是当年的革命小将。
她至今仍在用自己微弱的声音呐喊着: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
其中之一就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真的错了吗?
文革真的是一场浩劫吗?
没有忏悔传统的中国人中难道就没有一人对文革重新反思吗?
非也。
很快就有人在微愽上出声了:
纪录片《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仅仅把毛泽东科学预见所做的贡献,局限在了文革前的一小节,其实,毛泽东最大的科学预见所做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有两点,都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
一是科学地预见了变为修正主义的苏共,必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二是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并用文革的形式,提前向中共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敲了警钟,为在他身后,中国能够成功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可能性。
走资派最恨的就是这一点!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