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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林彪在国人的心中都是十恶不赦的叛徒，野心家，叛党叛国的大奸贼。
但是，这些帽子都是官方强加在他身上的。
说他是野心家，我不反对，哪个政治人物没有野心呢？
但要说他叛党叛国，我有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说他叛党，有证据吗？
所谓叛党，就是背叛党组织，投身到国民党的怀抱中。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彪和国民党、美国之间有勾结。
他也没有放弃共产党思想，何来的叛党之说呢？
1969年林彪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呼吁全世界的贫困国家团结起来，打败西方资本主义。
他把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比喻成农村，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喻成城市，用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
这表明他一直都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叛党之说，站不住脚。
那么林彪有没有叛国呢？
叛国通常是指背叛自己的祖国，帮助外国和祖国作对。
也没有证据显示林彪有过叛国的行为。
1969年中苏边境战争爆发，林彪认为苏联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他下令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着想，绝不是某些人说的是为政变作准备。
也没有找到他和苏联勾结的任何证据，哪怕是一封信，一封电报都没有。
他在图谋刺杀毛泽东失败后向苏联方向逃走，只是一种保命的做法。
所以，林彪即没有叛党，也没有叛国。
林彪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乱世，林彪不会产生野心。
作为一个军事家，林彪的确算是一个军事奇才。
他为新中国的建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他生前，一帮学者把他吹上了天；在他死后，这些人又见风使舵，拼命地朝林彪身上泼污水。
叛党叛国的帽子也就自然地扣在了林彪的身上。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林彪在文革中打压过一些人。
但我们不能把文革所有的“罪恶”都算在他一个人身上。
林彪和江青都被审判过，但还有那些万恶的红色打手、造反派呢？
他们犯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全都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些人在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那些受害者道歉、忏悔。
这些红卫兵有不少叛逃到苏联、台湾、越南，政府却视而不见。
而林彪却要永远背负叛党叛国的恶名。
这公平吗？
还人民一个公正的历史，这才是政府要做的。
直到2014年1月12日文革过去整整四十多年之后，当年的红卫兵中终于有人迈出了这“道歉”的第一步。
“再不道歉就晚了。”
这样的一种意思，济南曾就文革道歉的刘伯勤表达过，北京就文革道歉的陈小鲁表达过，此番再次由宋彬彬等人表达出来。
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脱敏或集体性心灵仪式，但无论如何，曾经在40多年前那场浩劫中以不同程度的作恶者出现的那些人们，正在试图向历史与社会展示他们可贵的反思与良知。
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
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据《新京报》报道，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在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这些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
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每一个迟来的鞠躬，每一则短短的道歉信，都无疑是一次次来自历史深处的不胜唏嘘。
而又因为时光的云遮雾罩，体制的闪烁其辞，这样一些道歉更加具有发历史先声之宏大意义。
因此正像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刘伯勤道歉信时说到的：
“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这的确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一种个体勇气，一种人性抵达。
就陆续出现的“文革道歉”而言，这也的确是一种需要得到认同的价值高度。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今天更多仍对那场浩劫“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仪式，或者一掬公开流出的泪水。
现在看来，宋彬彬的道歉事件获得了比陈小鲁们更为广泛的关注与争论。
其中原因，不仅在于她曾经作为文革符号人物“宋要武”的存在，更在于她断然否认了此前坊间流传甚广的两种说法：
一个是宋于文革初期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并且需要为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负责；
二是由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由来。
于前者，宋仅仅表示，“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
于后者，宋指称系《光明日报》在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擅自做的改名处理，“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
尽管这已不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共空间否认关于她的“传说”，尽管在此次她也表示，“如果没做好准备（面对质疑），我就不会站出来。”
但是要让更多的人信服于她的说法，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而除此之外，不论她是否准备好了，她都将不得不面临“到底是道歉还是自辩”的质疑。
这正如一位实名微博用户写道的：
“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并不全然同意这样的指责，但它却的确表明，关于“宋要武”，我们也许还缺少一个真相。
所谓“孤证不立”，因此公众自然不可能尽信当事人所说。
然而真正让人尴尬的却是，虽然岁月不过仅仅间隔了40多年，虽然有不少的当事人仍旧健在，但是对于当时发生的一切，我们却无法找到相应的档案资料或相关历史记忆。
这一方面表明，尽管不断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场巨大浩劫的林林总总、细枝末节，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依旧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表明，尽管随着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多少有了对那场浩劫的基本评价，但是由于仍旧缺少一种体制或制度层面的追溯、正视与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旧处于欲说还休，犹抱琵琶，从而也无从考证的状态之中。
对于所有“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无不需要一场真正的和解。
固然像我们常常说的那样，没有道歉就没有和解。
但是显然，道歉并不等于和解。
道歉仅仅是和解的第一步。
在由此而及彼的过程中，那永远无法绕开的，是真相。
没有真相，则道歉无意义，宽恕无原则；没有真相，更不会有真正的和解，更不会有真正的未来。
这也正是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时说道的：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的坚硬与麻木。
个体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弥足珍贵，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历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清醒与承担。
但是如果说道歉，又如何能仅限于某一个体？
而除了这些零星的姿态以及公开的坦陈，在历史最痛彻真切的深处，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如今安在？
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因又是什么？
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是现实体制对于历史真实的真正承担与正视。
非如此，不足以弥合价值共识；非如此，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文章没有署名，或许又是“集体创作”？
尽管捉刀人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交待一件事情：即被红卫兵小将宋某某有心无心“迫害”致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1970年春已经平反，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
文中有三句话依然说得非常精彩。
前两句是别人说的，后一句是道歉者本人说的：
一、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上评价刘伯勤道歉信时说：
“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说得多好！
中国人的确没有“忏悔”的习惯。
国民党围剿红军，在湘江河畔一口气杀死了三十万红军。
国民党有道歉吗？
共产党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三大战役，一不小心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
死的不是中国人吗？
共产党有道歉吗？
只是不知文革中，红卫兵小将闹革命批斗了多少老师，打死了几个校长？
国共两党杀死那么多人都不道歉，干嘛揪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小将们不放？
二、一位实名微博用户写道的：
“她无非说了三句话：卞校长不是我打死的；我没有改名宋要武；我是被冤枉的。通过她的文章能看出，她不是为了还历史真相，而是委屈舆论对她的指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小将们刚道歉，马上就有人不信。
有人不信这话是宋某某说的，恐怕更多的人连“道歉”这件事都不信。
微愽是个好东西。
想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城发不出声来，要是有微愽也就不用写《大字报》了。
不写大字报，哪来的文革？
没有文革，哪来的红卫兵？
没有红卫兵，又何须给什么人道歉？
微愽是个好东西。
习大大刚上台时同样发声困难，他就是用微愽突破“封锁线”的。
习大大要是发不了声，何以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做美梦？
三、宋彬彬在此次道歉时说道：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这话说的多好呀。
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文革是过去。
林彪是过去。
四人帮同样也是过去。
文革是悲剧。
林彪是悲剧。
四人帮更是悲剧。
悲剧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红卫兵无愧于是当年的革命小将。
她至今仍在用自己微弱的声音呐喊着：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
其中之一就是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真的错了吗？
文革真的是一场浩劫吗？
没有忏悔传统的中国人中难道就没有一人对文革重新反思吗？
非也。
很快就有人在微愽上出声了：
纪录片《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仅仅把毛泽东科学预见所做的贡献，局限在了文革前的一小节，其实，毛泽东最大的科学预见所做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有两点，都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
一是科学地预见了变为修正主义的苏共，必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二是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并用文革的形式，提前向中共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敲了警钟，为在他身后，中国能够成功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可能性。
走资派最恨的就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