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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及“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始终坚持她的意见:
“说林彪反党,我信。说他反毛,打死我都不信!”
江青说的是斩钉截铁,却让我将信将疑。直到读了下面这篇文章之后,仍旧是半信半疑。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
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
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解放军报》的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
王拍胸脯:
“你放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
“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
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
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
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
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 “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
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
“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
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
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
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
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
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
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
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
“九一三”事件的经过;
林彪手令怎么来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
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
特别要追查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
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
“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
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
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
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
“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
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
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
“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
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
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
“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
“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
“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
“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
“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
李说:
“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
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
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
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
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
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
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
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
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
豆豆说:
“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
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
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
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
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
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
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
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
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
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
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
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
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
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
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
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
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
“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
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
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
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
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
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
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
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
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
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
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
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
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
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
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
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
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
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
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
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
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