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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1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4 点击数:229次 字数:

19

 

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及“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始终坚持她的意见:

“说林彪反党,我信。说他反毛,打死我都不信!”

江青说的是斩钉截铁,却让我将信将疑。直到读了下面这篇文章之后,仍旧是半信半疑。

 

 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

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要写一个已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

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解放军报》的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

王拍胸脯:

“你放宽心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而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

“我绝不会给您惹是生非,遇到麻烦我就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被“发配”在河南郑州。

此前数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

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因是个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

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当公安局副局长,就上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

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 “安全”有严格的约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外出必须有人随从。

当初,市局严控豆豆,还建有专为监控豆豆的日志,记录汽车厂天天报上来的豆豆活动内容,如:

 

  ×日×时,到传达室取报即回,无异常发现。

 

  ×日×时,一女工进林豆豆家,一小时后出来,待查。

 

  ×日×时,有人夜间送一盒点心,置放在林豆豆家的窗台上……

 

  这都是些浪费精力的无效劳动。后来省局也嫌烦,也不干了。

 

这位局长战友还给我讲述了两个政治笑话:

豆豆刚进厂,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群众性的批判大会,指名要豆豆参加。

那天,主持会议者宣布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大概是为了加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提高了嗓门又宣布说:

“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

这下像炸了窝,引起一片骚动,都伸头四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豆豆,纷纷围过去看稀罕,会场乱成了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线,每天都有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

还有一件是豆豆刚安家时,搬运工人抬的一只木箱很沉,就传言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

市公安局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局对豆豆监护已有很大的松动,豆豆仍然深居简出,除了上班下班,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很少与外人接触。

这位局长对我很通情,保障我的采访顺利,要我以总政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九一三”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局长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

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像是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

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

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她封闭的精神。

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1971913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4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

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6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

“九一三”事件的经过;

林彪手令怎么来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

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

特别要追查9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

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

“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再立新功。

谢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文革中,“六厂二校”是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试点,谢敬宜是联系人。

谢更熟悉空军内部的派系争斗。

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

毛请他吃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

“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

苏把搜集“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的,就是下令撤销她俩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代,在谢静宜看来都是在避重就轻,不是毛泽东所要的。

其中,有毛林关系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

“这是放毒,要是把这些告诉群众,你们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

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

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

“为党立功,交代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接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826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

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

“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

“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

“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

“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

李说:

“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帮助”。

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

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把她交回空军报隔离审查。

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

为防止她再自杀,把她关进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

房间内昼夜开着灯,不准挂蚊帐,她身上被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

屋内空气污浊,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豆豆掉了6颗牙,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

在自己生死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731,由空军政委高厚良来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把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43师的农场。

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瘙痒。

后改为牵牛种地,牛不听她使唤,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

一天忙活8小时。

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

豆豆说:

“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105,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刚重新上台)的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一个月的访谈,我想要得到的林彪参与一些上层斗争的事甚少,多年来,社会对林的晚节褒贬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一些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

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

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处处都是政治藩篱,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

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

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

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

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

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

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

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

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

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师出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

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

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林彪。

老革命们解放了的历史观,又燃起了我重写林彪的热情。

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

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那里已高挂禁牌:林彪一案的材料不得解密。

我不甘心碰壁,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

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

“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

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由,琢磨它的真实性。

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若要把历史真相全盘托出,很可能会被兴师问罪,所述史实要是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要使“九一三”事件回归真相,最大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57号文件,和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掀起亿万军民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都诚心地接待,告知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对当事人的采访。

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九一三”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还有一位是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把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

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九一三”事件和林豆豆落难的。

2011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是一条邪路。

署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出版后,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舒云在书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

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

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

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事,更不知书的内容。

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她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

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

全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26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

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九一三”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为了“丰富”书的内容,舒云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

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

我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

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做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

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舒云走近林彪,是半路出家的,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

她本应接受教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舒云却求利心切,在书中大胆妄为地编造情节,又窃走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

 

本文原为作者质疑舒云的《林豆豆口述》一书所写的文章,题为《从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说起》。

因读者不太熟悉书中内容,经作者同意,从中截取了作者写林彪传的艰辛历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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