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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1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3 点击数:211次 字数:

17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由此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是各级干部吓破了胆,只能更加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强力措施向农民催逼征粮;一是虚假信息更加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的情况与实际愈加脱节和扭曲了。    

因为各地干部尽心竭力地为完成中央交付的“多征少销”的指标而努力,1959年秋冬到1960年初,国家购销指标完成得异乎寻常地好。

粮食部为此极为兴奋,在1960126给毛和中央的报告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当前粮食局势好得很。”    

根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7月到19606)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1225,就已经完成了计划的94%了。

加上19605月-6月会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将要超额完成计划。

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

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

报告说:

“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已经做到了。”    

受此鼓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更明确提出,要争取国家粮食库存(包括周转粮在内)1962年时,能够达到1000亿斤。

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也提出,有必要争取使粮食总产量到1962年达到7500亿-8000亿斤。 

  据此,中共中央于130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粮食一项的目标被规定为6000亿斤,比1959年要增长11%。因为,中共中央相信,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400亿斤,比1958年还增长了8%,因此,1960年粮食产量理应争取更进一步的增长。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发现问题。

像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就还在零星地反映报道一些比较真实的基层情况。

比如它在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就接连反映了江苏、甘肃、湖北、宁夏、贵州等地出现农民断粮逃荒、浮肿干瘦、非正常死亡、弃婴死婴、妇女子宫脱落,乃至于人吃人的事件等情况。    

但是,和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高度评价《内部参考》刊登的反映农村实情的消息,并几度批示的情况不同,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内部参考》这种零星的报道明显地不重视。

他主观上显然更乐于相信来自中共中央和各地党政领导人的形势判断,更愿意听到他们讲:

“目前形势很好,去年春夏都没现在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从1958年开始,1959年巩固,从1960年看,是更前进了一大步。”    

受此心态影响,这一年3月,中央发现山东再度出现春荒,农民外流十余万人,肿病9万多人,死亡1000多人,也只是认为,问题出在省里各级干部没有安排好农民的生活。

只要重视起来,做好工作,粮食不是问题。    

几乎同时,周恩来读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群众来信,也只是回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称: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    

但是,如此政策下粮食问题的大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进入三四月份以后,各地粮食紧张即导致粮食销量无法抑制地猛增,原定1959年度销售计划被大大突破了。

还在2月底,中共中央就已经不得不同意各省关于增加粮食销售数额的要求,把原定销售820亿斤的计划,修改为917亿斤。

4月中旬,中央吃惊地发现,各地粮食销售的数量还在增加,年度销售指标很可能会超过1050亿斤以上了。    

与此同时,还是有大批农民得不到粮食,因而越来越多地方因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鉴于无数群众来信雪片般地飞往北京,许多中央高级干部也通过亲友了解到农民饿毙的惨况,许多地方难以隐瞒,也不得不把一些情况上报到省委和中央来了。    

3月中旬,江苏省委上报了所属“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  

 4月初,河南信阳地委上报,“从去年11月以来,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0.85%。”    

事实上,凡是这时地方自报的死人情况,都有隐瞒。

如中央信阳工作组6月调查即发现,信阳地委上报的死亡数字被人为地大大缩小了。

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3万,其中正常死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多,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然达到28万之多。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1960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    

国务院财贸办并粮食部从5月下旬开始,接连四次向各地发出“紧急指示”,并以中央名义几度召开各省、区农业负责人的电话会议,要求全力完成中央计划和部署的调运粮食任务,但各地自顾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始终不能照中央要求行事,以至于中央负责供应的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也面临断粮之危了。    

712,国务院财贸办和粮食部负责人不得联名求助于李先念,要求救急。

李先念随即先后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乃至于向毛泽东告急,说明:

“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四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六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8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发现此前的乐观估计又错了。

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仅无法达到计划中的6000亿斤,很可能只能收获4500亿斤。

粮食产量一下子缩水四分之一,无论是购还是销,原来的计划全都无法实现了。

这一情况让中共中央十分紧张,开始提出,全国下一年度的粮食安排必须马上“按需要从低的原则”妥善部署计划。    

按照这一思路制订的1960年度粮食收支调拨计划,仍旧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要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粮的数量。

1961年度的征购数字被进一步增加到了1325亿斤,虽然销售粮数也相应提升到1108亿斤,出口粮数降低到48亿斤,但在粮食总产量已经低于1957年水平的情况下,即使纸面上全国农民每人全年口粮也只能安排到360斤原粮。

不要说留给农民的这部分“粮食”不少是靠些白薯、大豆之类充数,即使农民真的能够拿到这个数字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也只有7两的东西可吃。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

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

他提出: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7,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

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

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

指示介绍称:

“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可想而知,正是在此前后,因为实在无粮以救饥馑,大家于是纷纷异想天开地构想种种含有这样或那样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食品”来充数。

从毛泽东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管部门也都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地进行鼓吹,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组织生产。    

连续两年“大丰收”,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缺粮现象,并且会出现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的情况呢?

毛泽东这时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寻找答案了。

而他这个时候也终于考虑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1960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他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27,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讲话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的现象”这一问题。

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

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来呢?

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些的检讨。    

他写道:

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

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   

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    

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人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

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824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说,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以下,即在27%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

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了。

今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30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

考虑到这一比例数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了717亿斤。   

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三位被处分的省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前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

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

“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

“估计从195910月到1960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约200万人左右。” 

  “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在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前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之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

有些死人更多的地方,比如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还深受中央重视;比如四川省,更为严重的死人情况发生在1961年不惜一切解中央之急之后。

即使是那些开始揭开了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饥荒死人的现象也难以很快得到遏止。    

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

1961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

“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据此,谭震林于3月初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办不办食堂的问题和要不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问题,农民很关心,但又不敢公开提出来,是否可以讨论一下。    

415,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毛家乡韶山公社调查报告提出:

“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报告并列举了食堂破坏性作用的种种例证。    

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均表示,在食堂问题上受了骗。

大家一致同意胡乔木的报告,主张“当机立断”。

周恩来说得好:

“食堂不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因为自留地要人来种。”   

这一年夏天,对农村生产及农民生活破坏性最为直接的公共食堂终于全面停办了。

食堂散伙后,供给制亦废止了,社队从农民手中“抢”去的各种私人财物等部分退赔给农民,农民重新回到家庭生活当中来了。

这样,农民又可以养猪、养鸡、积肥,和自主经营自留地了,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些自我应对粮食困难的调节能力。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负作用。

因而痛下决心将大跃进以来增长出来的2000多万城镇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

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

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

 

早在1959 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级干部,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详细列举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共产风、公共食堂等现象的弊端。

72,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参加的一次常委会上,仍然肯定了工作是7分成绩、3分缺点。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仍然要继续坚持。

这为庐山会议定了调子。

彭德怀却颇不识相。

他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炼钢铁’这个口号对不对”?“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由于意见分歧,714下午,彭德怀写了一封“致主席信”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把这封信称作《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信的内容,一方面,肯定58年后大跃进的成绩,另一方面,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评工作中粮食问题的忽略、浮夸风、不够实事求是等。

 16日,毛泽东要求开会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性质。

会上,贺龙说,工作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彭总写给主席的信是不恰当的。

只有张闻天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饥荒开始蔓延,农村在成千上万地饿死人。

他还说,“讲缺点并不是反对总路线,而是为了拥护总路线,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

这样一来,彭德怀和张闻天就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

在基本事实面前,很多参会人都倾向于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上台演讲,做了自我批评的演讲:

“第一个责任是我、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24日晚。周小舟、周惠、李锐在一起放言高论,都认为主席变得太快。

于是,周小舟和李锐到黄克诚处商量对策。

这时,彭德怀也恰好来到黄克诚处。

三人从黄克诚处回来,路上遇到了罗瑞卿。

罗瑞卿报告毛泽东,“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于是开始追查“彭德怀反党集团”。

 26日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

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

彭德怀骂街:

“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指彭德怀因打了“百团大战”,毛泽东组织人批了彭40天,现在经济工作出现失误,庐山会议开了20天,彭要总结毛的工作经验和教训)?

谈话谈崩了,彭德怀的问题更加升级了。

27 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

周恩来主张,不要全盘否定,彭的问题三七开。

刘少奇、朱德也同意周的意见。

毛泽东却态度坚决,他说,

“看来,我只好上井冈山了”。

于是,“三常委同意打到彭德怀”。

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29日,林彪上山“勤王”。

出席了31日和81的常委会。

贺龙由于第一个站出来揭发彭德怀,也被吸收进入常委会。

大家都看到,主席不分山头,只要站好队,就能好同志。

于是,批判会中出现一边倒的局面。

 81,朱德发言,他希望彭德怀检讨认错,取得毛泽东的谅解。

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语惊四座。

至此,彭德怀认罪,他说,“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于是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大谈汉代学士枚乘的文章《七发》。

信的内容,虽然与工作毫无瓜葛,但他已经明白了局势。

 82起,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变成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变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

13日,上午,周恩来主持会议,斗争张闻天。

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定的调子,承认加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疟疾原虫”复活。

还说,庐山会议证明,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下午,对“反党集团”投资彭德怀进行斗争。

彭德怀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属于路线错误。

他还承认,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他知道自己的言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

这次活动是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有所谓“军事俱乐部”,交代了他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1959816,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

“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毛彭之间出现的争斗,虽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毛泽东始终拿他当“自家兄弟”。

中国有句谚语:

“豆腐掉在灰里,吹不得也拍不得。”

这便是毛泽东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话说回来,毛泽东如果不拿彭德怀当兄弟,谁又敢在他老人家面前“横刀立马”呢?

政治生命被判了“死罪”的人,晚年仍能在“三线”如此重要的国防线上叱咤风云,难道不是最好的佐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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