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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1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2 点击数:280次 字数:

16

 

第八次路线斗争:

彭德怀反党集团

 

 1959-1960,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大饥荒”,国内有媒体披露“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4060万”!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是饥荒之国,中国的灾荒、饥荒发生之频繁、为害之大为世界之最。

由古至今,灾害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死亡的人数也直线上升。

然而,没有哪次饥荒像1959-1961年这次波及范围广、死人多。

据统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三千万,相当于二战中国死亡人数!

对于这次大饥荒,1960年政府开始予以承认,并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随后又以"三年自然灾害"来诠释饥荒并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自然灾害”这一理由显然难以解释这一空前的人类灾难。

自然之祸确实造成灾荒,然而诺大一个国家如此规模的大饥荒,其成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将从几方面来论述,初步分析此次大饥荒的成因。

一、严重的自然灾害

有很多学者对“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质疑,有人对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灾害(王维洛,2001),甚至有学者称这三年的天气较常年还好(金辉,1998)”。

从一些调查结果来看,这些提法是不科学的,至少是没有足够根据。

不可否认的是,大饥荒确实与自然灾害有着很大关系。

以下是三年自然灾害对农业影响的图表:

19571963年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单位:万公顷)

 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1957

 2915

 1498

 

1958

 3096

 782

 

1959

 4463

 1373

 

1960

 6546

 2498

 

1961

 6175

 2883

 

1962

 3718

 1667

 

1963

 3218

 2002

(说明:成灾面积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耕地)

由此图表可以看出,59-61这三年自然灾害确实很严重,这三年全国的受灾面积远远大于历年,6061两年成灾面积也是相邻几年最高。

由此可见,“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也是不科学的。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

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

笔者认为,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

然而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

中国偌大的领土,自然灾害并不可能波及每一片土地,倘若能合理地抽肥补瘦,分配粮食,也不至于会造成如此严重后果。

二、“浮夸风”导致的粮食减产

1958年由于党内左的错误不断膨胀,全国都刮着“浮夸”的大风,各地极力鼓吹粮食产量。

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曾公布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至7000亿斤。

是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计的粮食产量又被夸大到8500亿斤,也就是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300斤,造成一种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

由于对粮食产量的过高估计,国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

合计居然达到一万七千万亩之多!

可想而知,夏收粮食、油料等都因此大幅度减产。

由此可看出,人为原因造成的粮食减产更是远远严重于自然灾祸,可见刘少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是完全在理的。

三、粮食征购过度

大饥荒之前的195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丰收年,各地粮食均是大丰收。

但是这点成绩再加上前文中提到的"大跃进""浮夸风"使得领导人盲目乐观,粮食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

又是一个更恐怖的特大跃进!

过高的产量估计导致1959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35.6%,而实际产量却是直线下滑,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从而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饥荒。

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时,手头没有那么多粮食的百姓自然难以承受这个巨大负担。

各地区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

1959127,前中共总书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

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

“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对形势的了解不足和受报纸媒体、各层领导蒙蔽的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主观的认为,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不是粮食不能交而是基层干部和百姓不愿交。

这只是当时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当时的各地区地方干部为贯彻中央指示,纷纷掀起“反瞒产”运动,想法设法从老百姓的饭碗里抢粮,以此为自己邀功。

其中最为令人发指的当属河南信阳了。当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以下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

195911月至1960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更是达到19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这样的惨事,不单单是信阳,也不单单是河南,人为灾祸遍及全国。

各地都有像路宪文这样干部,以成千上万的百姓姓命作为代价,来表现自己“政绩”,真可谓“一人封侯万户冢”。

这样荒唐的政策和下面更为荒唐的领导,自然导致空前荒唐的灾难,老百姓的粮食实际产量与国家征购数相当,口粮所剩无几,消耗大、不合理的公共食堂又不能喂饱大家的肚子,百姓何以为食,何以生存?

然而,在这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征购的这些粮食也并没能全部分配到饥民手中。

令人惊讶的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额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是居高不下!

当然其中有中苏交恶,为偿还外债而出口粮食的因素。

但政府拒绝国际援助并且不大量进口粮食来缓解灾情也是令人费解的。

下面这一表格更能说明问题:

 1958-19611977-1982两个时期粮食变动表 单位:万吨

年份

 总产量

 净收购比例

 出口量

 人均占有量(公斤)

 1958

 20000

 20.9

 266

 306

 

1959

 17000

 28.0

 416

 255

 

1960

 14350

 21.5

 265

 215

 

1961

 14750

 17.5

 -445

 240.5

 

1977

 28273

 13.3

 -569

 299.5

 

1978

 30477

 14.0

 -695

 318.5

 

1979

 33212

 15.6

 -1071

 342.5

 

1980

 32066

 15.0

 -1181

 326.5

 

1981

 32502

 15.0

 -1348

 327

 

1982

 35450

 15.6

 -1534

 350.5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是历史不同时期的不同粮食征购政策。

第一个时期的四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仍大量出口粮食,只能是对全国的饥荒雪上加霜。

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低征购和大量进口,人民生活自然会更有保障。

假想当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如果也能够像1977年自然灾害时一样低征购,并补救措施得力,想必也不至于酿成如此惨剧。可见正确的政策是何其重要。

 

对于历史,我们应当实事求是。

过去党史中将这次大饥荒原因完全归结为天灾,用“三年自然灾害”来完全解释这次灾难,而不承认当时党和政府的决策失误,这是不全面的。

然而部分人完全否认自然灾害的影响,甚至用“风调雨顺”来形容这三年,这显然也是不妥的。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对大饥荒成因的比较客观的概括。

我通过一些资料的整合和自己的认识,分以上三点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天灾”和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祸”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论述。

当然,我的论述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和全面,由于历史资料和自身能力的有限,还有许多方面的成因我并没有搞清楚。

如公共食堂的运行机制导致的粮食过度消耗、大炼钢铁导致的劳动力缺失及当时的城市倾斜等问题,也都是导致饥荒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历史的作用在于教化和引起我们反思,历史结果我们无法改变,但是这让人心痛的三年大饥荒对于党和国家,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警示。

作为后人,我们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够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愿如此让人心痛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随后的情况也很快证明了粮食部的算法完全脱离实际。

由于各地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根本不可能照人均440斤原粮水平给农民留口粮。

在无法抗拒中央征购任务的情况下,各地不久即纷纷要求压缩农民口粮来满足征购所需,中央对此也只能迁就同意。    

一个多月后,即917,中央就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

这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口粮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天也只能吃到7两-8两粮食。

不要说农民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    

就是这些并不完全顶数的粮食,多半也还会因为各种中间过程的损耗,和上述各种克扣和贪污而大打折扣。

许多地方农民一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甚至更少,严重断粮乃至广泛饥荒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知,在1959年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无论庐山会议批“左”还是批“右”,只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症结所在,继续坚持制定并实行“多征少销”的方针,就必定会加剧大面积饥荒的扩散与发展。  

 反右倾创造出的虚假成绩    

庐山会议转而批“右”,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试图向中央反映基层严重问题的干部成批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处罚。

湖南80多个县,有30多个县委第一书记挨了整。

河南信阳地区16个县的第一书记被撤职。

山东聊城一个地区,两万多干部被批判或定性为右倾,并且批斗了数万名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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