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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1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2 点击数:247次 字数:

15

 

第五次路线斗争: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1935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

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 

自恃手握8万重兵的张国焘,对1万中央红军根本看不上眼,他又觉得自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因此,他敢于和中央分庭抗礼,图谋夺取红军最高指挥权,以及党的最高领导权。

他先是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军委拒绝了他,但迫于他的气势,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

他还公开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自己在右路军中的旧部停止前进,准备南下。更严重的是,105,他公然成立第二“中央”,命令中共中央改组为“北方局”,并报告他批准,同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的党籍,通缉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非法组织,率部北上。

共产国际也反对其另立“中央”。

无奈,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

为了在陕北站稳脚跟,中央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马家军”作战。

“马家军”素以骁勇善战闻名,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

这下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底气不足了。

中央捉住机会,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妄图割据新疆的实施部队。

 1937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通知错误的决定》。

《决定》认定: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犯了重大的政治原则错误,由此形成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线;四方面军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全党要同张国焘的错误做坚决的斗争。

会后,开展了3个月反对“国焘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清算。

 1938年春,张国焘借国共共同祭扫黄帝陵的机会,钻进国民党的汽车,逃到西安,后转往武汉,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他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

随后,他帮助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共工作,彻底叛变。

中共中央在他叛变后,开除其党籍。

解放后,展转台湾、香港。

70年代,张国焘凄惨离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第六次路线斗争: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1930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认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

11月,共产国际派全权代表米夫来华,扶植王明上台。

19311 月,米夫强行在上海召开和操纵六届四中全会,使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变成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不久,又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

此时,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由于有工人出身的招牌,米夫无意让其滚蛋,保留其职务,但实权掌握在王明手里。

这次会议,王明事实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上海临时中央的核心。

事后,王明随米夫返苏,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把秦邦宪(博古)留在国内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

从此,王明通过国内的博古遥控指挥党内重大事务。

上海临时中央位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王明要实施自己的政治路线需要借助苏区中央局。

1931318,苏区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4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上海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这两次会议,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影响中央苏区。

由于向忠发被捕,上海中央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时,王明开始向苏区和红军扩展,打起“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向坚持正确路线的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夺权。

111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选了苏区中央局,解除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

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会议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这样,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3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

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

2月,中央开展对坚持逃跑退却路线的“罗明路线”展开斗争。

4月,又斗争了抵制王明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

中央苏区取得了前4此“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

王明则更加捉紧了对红军的控制。

不过,其实王明远在苏联,他是通过苏区的博古进行遥控。

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苏区后,李德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实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

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更把第五次反围剿看作“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

但是,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党内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1935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第七次:高岗反党集团

 

 高岗,原名崇德,早年曾与刘志丹、谢干长等一起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号称“东北王”。

 1949520,东北局社会部的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东北城市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上存在一些“左”的倾向。

刘少奇接到信后,以中央名义向东北局发电作出了指示,要求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

电文经过了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

12月,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县以上干部农村会议上,明确指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给是不对的。

会后,东北局向中央请示党员是否允许雇工的问题。

19501月,中央组织部刘少奇回复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还说,“农村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

当晚,刘少奇在和安子文的谈话中,他还说“……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2月,高岗把“回复”连同谈话材料送交毛泽东。

毛泽东把材料批给陈伯达,明显流露出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

4月,山西省委担心出现两极分化,向中央提出互助合作化水平的意见。

73,刘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中加了一段批语,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不久,毛泽东则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9月,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了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高岗闻讯后,立即起草《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抢在决议下达之前呈报中央,以示对毛泽东的追随。

毛泽东看过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

并指示杨尚昆印制一个小册子,送达中央和省市的相关部门。

195211月,高岗、邓小平等各地领导被调到中央工作。

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12月,政务院通过了财政部修改的税制方案。

1953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个省市财委纷纷给中央写信。

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严厉指出,“新税制改革,中央既未讨论……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

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尖锐的批评说,“公司一律平等纳税”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税制修改没有报告中央,倒是找资本家商量了,这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为此,严厉批评了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

 为了整倒刘少奇,高岗从1949年起,就留意收集刘少奇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准备把这些材料作为攻击刘少奇“右倾”错误的炮弹。

他还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6月,党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会期期间,高岗鼓动一些同志“放炮”。

据后来陶铸说,第一次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到家吃饭,并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重重整一下薄一波,反对薄一波的“圈圈“,希望陶铸能放头炮。

还说,他被调离东北,就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7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夸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

周恩来在发言中意味深长的说,有的人“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直接说,而是绕弯子说”。

高岗并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在会上做了“批薄射刘”的长篇发言。

由于会议气氛过高,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指示,调陈云、邓小平回京参会。

邓小平说,薄一波犯了很重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最后,毛泽东为会议作出了政治性的结论: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在高岗事件中,饶漱石做了积极的配合。

1953年,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他看来,高岗是上升之中的明星,刘少奇、周恩来都不行了。

在一次会议上,饶漱石对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指责安子文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

安子文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刘少奇,刘少奇找饶漱石谈话,告诫他要冷静。

饶漱石则称安子文“胆大妄为”,继续向其开火。

在高岗发难的财经会议上,饶漱石配合高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饶漱石先给安子文施加压力,“拉安打刘”,但没有成功,于是变成了“打安射刘”。

 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暗中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毛泽东早有察觉,毛泽东说,少奇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

7月,陈云回到北京,9月陈云与刘少奇谈话。

11月,刘少奇约陈云与高岗一起谈话,对自己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某些问题做了充分解释,陈云当即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

还说,刘少奇在党内历来是正确的,现在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性质。

高岗没有作声。高岗还利用彭德怀向他联系工作的机会,企图拉拢彭德怀反对刘少奇。

彭德怀没有进高岗的圈子。

随后,高岗又找陈云和邓小平摊牌,妄图争取他们俩的支持。

陈云说,在毛主席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要我支持他担任党的副主席,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邓小平回忆说:

“高岗要争取他一起拱倒刘少奇。”

19531224,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并委托刘少奇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高岗此时警觉起来,到处打听中央的消息,周恩来找谁谈过话,他都要问一问,然后打电话过去,问都谈了什么。

有的同志建议高岗找刘少奇谈一谈,诚恳向中央交代自己的错误。

高则写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请求会见。

 1954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杭州未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做了重要发言,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政治野心做了揭露,希望他们回头是岸。

朱德批驳了高岗散布的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陈云开门见山,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关键在高级领导人员,出了野心人物,要迅速地揭露;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 

2月,在北京举行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上,周恩来转达了刘少奇对高岗自我检讨的意见,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事实。

陈云更是揭发了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

会议第三日,高岗触电自杀未遂。

高岗问题座谈会继续举行。

周恩来发言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阴谋分裂党的活动,企图篡夺国家和党的领导权力,野心披露后,企图自绝于党和人民。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行径的九大表现。

周恩来说,高岗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作过的局部的贡献,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也是不纯的。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玩弄女性,甚至有强奸的嫌疑。

 3月,在东北局的干部会议上,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

“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429,高岗写了《我的反省》。

他承认,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但对四中全会的结论,他拒不接受。  

1954817,他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死于东交民巷8号。 

得知高岗的死讯,毛泽东说:

“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

 

饶漱石在检讨中,承认自己对刘少奇不尊重,但并不是反对刘少奇,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

但是,陈毅揭露说,饶漱石曾经当面对他说,自己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的机,因为他觉得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与主席关系不好;另一种是高岗投机,他看到高岗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自己就处处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

陈毅还说,如果饶漱石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最后,座谈会得出结论:

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最尖锐的罪恶,是 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座谈会要求饶漱石深刻交代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说,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

但是,说到毛主席害高岗,是没有理由的。
毛泽东很想提拔高岗为后来领导!
原因有几点:
一,毛泽东是高岗救命恩人;
二,两人都属蛇;
三,高岗的确办事能力强。
毛泽东说让高顶替周恩来的位置,是因为毛、朱、周等第一批高层干部退居二线,后续必须有接班人!
高岗理解成毛主席想弄掉哪些人。
当然也有牵制作用,这是政治必修课。
毛泽东把高岗当成知心朋友,可高岗马达哈一个,到处找关系,拉拢人,把毛泽东私人谈话当做筹码,最后弄得毛泽东处处被动,几乎被淘汰致政治边缘。
逼得没办法与其他人违心对他进行批判,后来不过毛泽东还是一再挽救他,甚至他死后,都帮高岗出了口气!

李力群的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亲牵连,都改随了母亲的姓。

孩子们大了。

牛街的二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这一大家子人了。

周恩来将她从安徽接回北京,并亲自在王府井附近挑选了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一家居住。

李力群用的是假户名。

李力群希望能到图书馆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周恩来同意了。

刚上了十来天班,毛泽东知道了情况:

“不行。小李在东北是个有影响的人(李力群在东北的影响,指的是1948年她协助张闻天、徐特立一起创办了东北第一育才学校并担任了首任校长),一定要让她回教育部。”

并指示中央组织部,李力群的孩子无论考取了哪所大学,都不能因为他们的出身问题而影响入学。

时至今日,年事已高的李力群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心存感激:

“没有主席和总理,真不知我们这一家子现在会是个什么局面?!”

 

1955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下了最后结论。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大会一致认为,两人企图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并决定:

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并重申:

“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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