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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1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9 点击数:268次 字数:

10

 

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

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

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

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

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

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

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

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

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

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

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

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

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

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

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

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

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

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

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

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其后的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

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

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

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

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

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

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

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

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

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

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

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

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

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

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

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

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

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

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

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

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

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

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

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

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

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

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

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

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

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

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

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

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

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

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

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

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

要么上床要么下岗。

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

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

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

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

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

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

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

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

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关系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

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

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

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

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

总设计师借口搞“计划生育”,将三亿个婴孩扼杀在了母腹之中。

他这么做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让毛家断后。

而他自己却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生孩子。

美其名曰:

“中国人成了美国人的‘爷爷’!”

总设计师有如此妙招,地方官员自当群起效之。

 

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

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

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

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

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

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

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

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

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

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

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

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

“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

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

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

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

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

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

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

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

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

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

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

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

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

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

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

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

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

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

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

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

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

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

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

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

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

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

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追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08年,按汇率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 D P)已跃居世界第三位。

但是,由于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分配四大失衡,导致我国消费开支对G D 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内需和消费不振又直接造成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降低了我国的经济安全性和长远发展的潜力,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

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

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

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

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

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 .2美 元 左 右 ,欧 美 国 家 大 体 上 是25—30美元。

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

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从53 .4%下降到39 .74%;企业盈余占G D 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 .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

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

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

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

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

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

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

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

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

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

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

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

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 次4万 亿 刺 激 计 划 ,由 于 投 资 主 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

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

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 .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通过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总设计师领着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除了极少数首先富裕起来了的富人上了岸,绝大多数人都沉在河底,且愈陷愈深。

 

诚然,江青跟我谈及“四大自由”时,是不可能对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有如此深刻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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