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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9 点击数:281次 字数:

9

 

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

第三,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

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

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

比如中国证券市场天天在欺诈投资者,可是投资者根本无法去交易所取证,交易所门口有武警把守,擅闯金融重地格杀勿论。

被欺诈的血本无归的投资者除了自杀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再如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许多中国银行,统统以不足一年利润甚至不足一个季度利润的惊人低价卖给了外国人,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

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

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

在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把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大众政治时代的这个有罪推定制度,恰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和历史成果。

所谓有罪推定是指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有罪。

这是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的划时代标志。

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

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

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

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

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

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

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

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

只有结束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过程,中国人民才能在世界政治文明方面重新挺起胸膛抬起头来,否则,中国将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世界公敌。

中国的法学精英之所以一直绝口不提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因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探索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中国法学界那帮流氓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们故意掩盖现代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国家已经革除的、曾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数百年战争和危机的二战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伪装成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意识地把中国引入历史歧途。

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

并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彻底毁掉这个国家。

 

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

大字报是老百姓唯一能够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没有大字报老百姓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谈不上行使民主权利。

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民主实现形式,封建社会的民主是通过宫廷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通过舆论制度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

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

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

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

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

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

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

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

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

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

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

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

《水浒传》就是典型,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

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

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

以往人类社会,包括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长期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危机、革命、造反等社会动荡之中,就是这种恶法治世造成的,所谓恶法不如无法,道理就在于此。

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

这就自然形成了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

文革失败后,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清算,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构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

以至与中外的法治概念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西方国家的法治是指自然法和公众立法,自然法就是天理良心;

而目前中国的法治则是指社会法和精英立法,社会法就是人为的条款。

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文革被否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

创造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惨重地遭受着权贵富豪的肆意蹂躏;

而享受着中国人民创造成果的西方人却反过来极端藐视中国人的政治文明。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

主席生前多次说过: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

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

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那么当今中国的大字报就是贴在网上的。

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

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但是比较这两大文革政治产物就会发现,同门出身的共同诉讼制度和网络民主在东西方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共同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穷人制约富人、弱者制约强者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

共同诉讼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所以六十年代后结束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动乱,造就了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发展。

大家比较一下中国文革前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极端动荡和极其和谐——就会认识到共同诉讼制度的巨大历史作用。

可是,同样是文革大字报制度产物的中国网络民主,却遭遇到巨大的历史难产,在各界精英力量的联合打压下随时可能胎死腹中。

如同19世纪前创造了工业文明技术基础的中国反倒被甩在了工业文明后面一样,目前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中国也正在被甩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

并且被甩掉的历史原因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没有把先进文明变成坚实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夭折。

在中国,先进文明之所以难以制度化,并不像那些自由主义白痴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人治的结果,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政治伦理,一旦民众失去了政治伦理底线,任何制度建设都必然是徒劳无功。

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具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整个社会就会群起攻击,哪怕是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

假如现在欧美社会有人批判耶稣、否定共同诉讼制度,整个社会立刻就会掀起造反声讨运动,即便是出动军队也控制不住。

而中国吸食“猫论”冰毒30年,已经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政治伦理的共同底线,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无所谓,社会通行的唯一伦理准则,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

在这种政治伦理的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制度建设。

所以,中国恢复制度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形成“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凡是突破这个底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杀无赦,并且是无条件地杀无赦。

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

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

就拿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来说,如果没有近年来网络大字报的制约,就不仅仅像今天这样只是部分银行和部分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银行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产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政府都早已落入外资控制之中。

所以,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

文革后东西方人民的不同命运说明:

如果没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如果没有权贵富豪对穷人暴力反抗的历史恐惧,权贵富豪就会无所顾忌地对穷人下手,和谐社会就永远只是泡影。

这是文革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百姓悲惨命运的基本教训。

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古代社会朝廷规定的所谓“十恶不赦”,百姓认定的“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现代西方国家对外规定的种族屠杀罪和对内规定的欺骗公众罪,都是在确立犯罪行为的底线,任何人突破这个底线都不能原谅。

美国人不原谅克林顿总统,不是因为他好色玩妞,而是因为他说谎欺骗公众。

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

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

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

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

比如在勾结外资通过天价房地产掠夺市民,通过内外悬殊差价掠夺股民,通过惊人息差掠夺城乡居民等问题上,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

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

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

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

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

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

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

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

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

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

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

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

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

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

如果不是后来胡锦涛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

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

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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