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传奇
基础奠定 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8 点击数:269次 字数:

8

 

江青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早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京剧艺术的领导。”

这场革命,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外国观察员来说,都似乎是不可理喻和难以理解的。

在我们这些老外看来:

这就是一场“内战”!

问题是,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内战”打得还少吗?

江青承认我说的有点儿道理:

“不过,这场战争使用的武器不是枪杆而是笔杆。主席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就已经提到过就点。”

“是的,这是一场全面的内战!”

姚文元附和道:

“这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江青插话道:

“从1962年到1966年上半年,还不能说已经是全面内战时期。”

接着,江青补充道:

“直到1966年,群众才真正地被动员了起来。那一年我去过好几次北京大学,常常被学生包围。我跟他们说,我很忙,不能一一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如果有时间,我会邀请你们开座谈会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江青说:

“调查工作开始得更早。”

江青沉思了片刻:

“没错。是1961年。直到1963年我们才采取行动。1964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关于京剧改革的演讲。但他们故意篡改我的意思,并且不让我发表。当时,我的话没有任何份量。而且,群众也还没有被发动起来。”

江青继续说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主席就已经肯定了“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

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

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

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

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

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

可以是只身独鸣;

也可以是聚众和鸣;

还可以是全体齐鸣。

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

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

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

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

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

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

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

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

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

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

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

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

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

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

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

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

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

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却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反动派,之所以全面封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共同诉讼制度,以及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原则,就在于这些制度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告了文革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们一伙反动派的历史死刑。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包括每个普通劳动者在内的空前大民主的大放主要包括:

第一,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曾经指出:

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

所以人民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

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

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

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

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

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

媒体上接连不断地会有路边摊贩被执法大队活活打死的消息,被活活打死的理由永远都是一条:

无照经营。

古往今来引车卖浆、摆滩谋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现在居然成为违法行为。

既然规定执照经营又没有把执照发到百姓手里,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员失职,要打也应该是打死地方官员,为何要打死百姓?

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

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

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

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

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

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

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

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实。

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越来越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像富士康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尊重劳工,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

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

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和实行无罪推定时,整个社会一片欢呼,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打出了“某某你好”的横幅,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

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

可见,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

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

所以文革才提出了“要敢于反潮流”的口号,才提出了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才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政治主张,目的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首先是在观念上颠倒过来。

当江青在法庭上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还未听到缓期执行)时,拼尽全力喊出的惟一口号就是: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法庭也不仅仅是在判处江青死刑,而是在判处这句口号的死刑。

也就在那一刻,历史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

只是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

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

第二,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

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

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

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

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

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

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

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黄世仁活到现在,不仅不会被枪毙,甚至还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

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

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

文革的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

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

文革刑法就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

文革结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复了只有暴力手段属于强奸的规定,并且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官员对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规定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与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都不属于强奸。

所以中国官僚才会如此疯狂地痛恨文革和如此狂热地拥护改革。

其次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实行完全的政治自由制度。

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

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

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

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

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

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

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

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

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

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

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

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

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基础奠定 8》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