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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7 点击数:243次 字数:

5

 

在朱永嘉与父亲的帮助下,姚文元从此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

“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

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

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

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

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

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

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

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

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

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

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

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

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洞的第一个步骤。

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

“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

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

“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周予同(18981981)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又一学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

中国经学史著名专家,少年时代,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

毕业后,进了瑞安中学。

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

"科学""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周予同和同学们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经学家领域教授。

1919"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北京各校代表数十人举行联合大会,他就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并参加"火烧赵家楼"的壮举。

1920年,周予同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次年到上海工作,直至1932年。

他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过教育杂志社主编,并一度在上海大学执教。

这十余年,恰风华正茂,是他学术上大有建树的时期。

192523月,他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题名《经今古文学》出版。

192610月,还发表了论文《僵尸的出崇》,猛烈地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读经"叫嚣。

后来,又出版了《经学历史》注释本和《朱熹》等著作。

1927"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义愤填膺,与胡愈之等联名抗议,揭露真相。

当时,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上碰到困难,他热情的给予帮助。

颇有趣味的是,后来两人长期任教复旦大学,因为同年出生,加上同姓、同学又同行,被复旦称之为:“二周”。

1932年周予同离开上海,回乡探亲。

一度在浙江十中任教。

1933年,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曾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35年又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

这几年里,他一方面继继研究经学史,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汉学师承记选注》等,另一方面,为编写教材花了大量心血,如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

此外,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1937"七七"事变以后,至1941年,周予同仍在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等职。

1943年至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

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一直到逝世。

从抗战爆发到上海解放这段战乱的年代里,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上海,他身陷"孤岛",正气浩然,宁肯挨饿,决不到日伪办的学校教书。

抗战胜利后,新的内战又起,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动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

解放前夕,复旦进步学生遭毒打,周谷城曾起草宣言,揭露真相,他与陈望道、洪深、曹亨闻、朱伯康等著名人士均签了名。

坚定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保障人民权利与民族解放而奋斗。

解放初期,周子同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等职。

1957年以后,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1963年,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他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

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并悉心培养学生,指导学生和二届研究生撰写专题论文。

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

此外,他还主编了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和《辞海》经学史全部条目。

周予同的学术研究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公开抵制极""的观点。

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

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 "

这一下,真是闯了大祸了。

1966年,上海"首批周予同",他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

一位古稀之年的学者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

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

他虽然病魔缠身,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铮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

遗憾的是,选集尚未正式出版,却于1981715日早晨溘然病逝,终年83岁。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

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

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

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

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

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

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

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

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

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

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

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

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

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

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

他实在想不通。

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以上文章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有人要为吴晗平反、喊冤,本无可厚非。

捉刀人用词虽多含“贬义”与“霸气”,却还是道出了一个真理:

批《海瑞罢官》不是江青的“个人”行为,而是经主席首肯的。

那么,江青何以有罪?

何以要被打成“四人帮”?

难道不可以还历史一个清白,将毛泽东也拉进来将他们打成“五人帮”么?

真要这么做,吴晗若“地下有灵”,未必能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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