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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6 点击数:314次 字数:

4

 

“这些工作成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帮助下完成的。”

姚文元及时地补充道。

不完全是谦虚。

从姚文元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斗争相当激烈。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当时的北京已经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的堡垒。”

所以,毛泽东才不得不离开北京,跑到上海去放第一把火。

江青接着说道:

“整整十九天(1965111029日),北京的报纸都拒绝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才在上海出现在第十期的《文学报》上。在最初的二、三天里,他们甚至不允许这种小册子在北京流通!这些人就有这么专横!就有这么大胆!就是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姚文元同志花了7个月时间来完成他的文章,并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去了三趟上海,才将手稿带回北京。”

江青看了我一眼:

“就象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一样。你不感到意外吗?”

事实上,这个故事早就在中国流传有一段日子了。

我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江青时见过姚文元的。这个人当时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有关姚文元其人其事,前文已有交待,此处不再赘述。

但是,正是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削弱了北京党委对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宣传部门的控制。

鉴于他的卓越贡献,他被任命为上海《文学公报》以及其他主要报纸《解放日报》的编辑。很快,他又当上了上海的党委宣传部主任。

毛泽东和江青虽然暂时失去了对北京的控制,但是通过姚文元,毛泽东重新掌握了上海的新出版物的主导地位。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新的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姚文元拿《海瑞罢官》向北京市政府的宣传机构打响了第一枪。

1959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

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组织写批判文章。

19651110,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了一起。

1966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回忆。

只是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们中活着的人才越来越感觉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及必要性。

19651110,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评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而姚文元的所作所为是江青一手策划的。

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

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

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

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

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北京市委)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

部长们眼里只有市委领导,毛泽东的话都可以不听,没有把江青当一回事儿,自然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

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

吴晗说:

“没有。”

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

这是1963年的事。

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

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

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

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

所以他“就是不明说”。

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

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1128,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

“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

随后她指出:

“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

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

“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

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

后来,19701218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

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

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

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

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

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

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

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

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

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

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

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朱永嘉(1931-),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

1931年生,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

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

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邦与项羽》(中国长安出版社),注译有《明词汇刊》、《吕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等古籍约五百多万字。

上世纪60年代,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有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

“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心腹。

1983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

这之前,他已被隔离审查了6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

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自食其力靠稿费生活。

 

姚蓬子(1891年~1969年),原名方仁,字裸人,后改名杉尊,笔名丁爱、小莹、姚梦生、梦业、慕容梓,诸暨姚公埠人。

曾就学于诸暨县立中学、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与北京大学。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党组宣传部长。

次年2月,为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之《文艺生活》月刊主编。

19326月,与周起应合编《文学月报》。

193312月,在天津被逮捕,入反省院。

19345月,在《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被释放,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

19383月,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同年5月,与老舍合编该协会《抗战文艺》三日刊。

10月,武汉沦陷,赴重庆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

后创办作家书屋,又与老舍、赵铭彝等创刊《文坛小报》。

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

1955年后,成为自由职业者,以译著和写作为生。

1963年后,任教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1969年病卒。著有《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

鲁迅先生不多的传世诗作中有一首五言绝句《赠蓬子》,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即兴记事之作。

诗中所说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沪上青年诗人穆木天的妻子沈若芸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到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情。

全诗如下: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来逃去吸北风。”

诗写得诙谐风趣,亦足见鲁迅对后辈进步文子姚蓬子、穆木天等相当友善。

历史是复杂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往往也是复杂的,姚蓬子在南京度过的三四年时光里,有过一段充满忏悔、交织着矛盾的心路经历和充满戏剧化色彩的际遇,他居然得到中统头子徐恩曾的庇护与关照,彼此结为好友,只是漫长的风云变幻埋没了那些前尘往事,使之鲜为人知……

19346月,南京新街口明瓦廊二十一号旧宅院里,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

这是新迁来不久的姚蓬子夫妇在张罗着给爱子姚文元过三岁生日。

这小子白胖胖的,穿一身新衣,被年轻的保姆抱在怀里,笑嘻嘻的,憨态可掬。

姚蓬子西装革履,和妻子周修文站在门口恭迎贺客,神态客气而谦卑。

他在南京的朋友熟人并不多,只来了唐槐秋等人,倒是国民党政界的御用文人王平陵、曾虚白、马星野等都赶来捧场。

但不知为什么,姚蓬子总是高兴不起来。

他意识到自打南京《中央日报》上刊出《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后,他就被自己的同志战友视作异类,备受冷落疏远。

这令他感到压抑悲哀……

姚蓬子其父亲姚汉章是清末举人,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当编辑。

当年中华版的许多教科书,大多出于他的手笔,那些宣传新文化的书影响过千百万国人。

姚蓬子大学毕业后投身沪上文坛,出版过几本书(包括译著)。

他追求进步,思想活跃,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一年后主编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文艺生活》月刊,并结识了鲁迅、茅盾、冯雪峰、钱杏邨、郁达夫等不少左派著名作家。

姚蓬子能文善辩,有些才干,他在1933年出版的小说集《剪影集》曾受到社会关注,好评甚多,鲁迅还为他写过评论文章。

1933年夏,姚蓬子担任“左联”天津支部副书记时,已当上全国“左联”常委,而且又参加党的秘密地下工作,担任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

当年冬天,因被叛徒出卖,姚蓬子与战友洪灵菲、潘漠华同在天津被中统特工逮捕,押解往南京,关进夫子庙附近瞻园内的看守所,吃了一些苦头。

姚蓬子这时才意识到文化人从事革命活动也是充满风险的。

他曾顶住中统文化大特务张道藩的劝降,然而当中统头子徐恩曾亲自出马劝降时,他动摇了。

徐恩曾,1898年生,浙江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集团。

1931年当上中统调查科长,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

总部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正元实业社三楼上。

徐恩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自认为懂些心理学。

他摸透了姚蓬子的心理,令手下不要对他上刑逼供,将他押往北郊燕子矶的中央反省院辟室拘押,密令反省院长杨某授意几个在押犯对姚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搞得姚蓬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痛苦万分,而后杨院长才姗姗来迟喝斥那些在押犯,对姚蓬子好言抚慰。

徐恩曾风流成姓,惯爱渔猎女色,他宠爱的如夫人费侠相当漂亮。

费侠在北平见满女中毕业后参加过学生运动,后加入共产党,奉命打入南京的国民党社会部任科员,秘密从事党的情报收集工作。

1931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费侠也被捕,她的美貌和优雅气质很快就吸引住了徐恩曾。

徐遂软硬兼施,迫使费侠自首,投入他的怀抱。

徐恩曾“金屋藏娇”,特为她在南京城西清凉山下租了一座单门独户、环境幽静的法国式小别墅,他常来这儿与费侠寻欢作乐。

说来也巧,费侠爱好文艺,琴棋书画都会一些,尤喜欢读些欧美文学作品,对苏联小说、散文也很感兴趣。

她对姚蓬子翻译出版的《屠格涅夫散文选萃》、《可爱的朋友》、《银玲》等书相当欣赏。

当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收拾姚蓬子时,引起费侠的反感,责备丈夫的手太辣了,再三劝他对姚蓬子网开一面,予以善待,因为姚毕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

徐恩曾细想:

如夫人的话着实有理,瞻前思后,真还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改变了态度。

约半个月后,徐恩曾亲自找姚蓬子谈话,软硬兼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表示自己实在不忍看到姚蓬子落得像殷夫、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处决那样的下场。

况且他与姚蓬子都是浙江同乡,又是世交。

他劝姚蓬子迷途知返,并暗示并不会太为难他。

姚蓬子思前瞻后,终于屈服了。

他很快被保释出来,且是由徐恩曾授意时任反省院副院长的君甫(即名噪一时的杨登瀛)出面作担保。

姚出来后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有一份不菲的薪水。

徐恩曾还安排部长将姚的妻儿都从上海接来南京团聚,后来姚为儿子文元的生日办了两桌酒席。

当时姚蓬子兴致不高,以致太太骂他“瘟头瘟脑,脑袋不清”。

这对夫妇怎么也没料到的是,当日晚上徐恩曾偕同年轻貌美的如夫人费侠同乘坐一辆小汽车悄然来到明瓦廊姚宅看望了已入梦乡的姚文元,夸这孩子生得富态乖巧,有福相,日后必有锦绣前程,并留下一个沉甸甸的红包和一对银手镯。

姚蓬子很感动,以后徐恩曾夫妇一直与姚蓬子夫妇保持私下来往。

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姚文元则叫她寄娘(意同干娘),而宠爱如夫人的徐恩曾也就顺其意愿,名正言顺地成了姚文元的寄爹(干爹)。

多年后,姚文元得志成名,“左”得出奇,“革命”得吓人,但他最忌讳别人提到他儿时在南京的那一段经历。

这几乎成了他的心病。

1935年开始,经徐恩曾和朱家骅(中统另一个头目,亦是浙江人)安排,姚蓬子去芜湖《大江日报》(该报系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一天四个版,发行量几千份,主要新闻均来自南京中央社,没啥可读性。

同时他仍兼《钟声》副主编。他来往于南京、芜湖之间。

那时知名女作家丁玲仍被关押在南京的中央看守所,她是19333月在上海被捕的,出卖她的是她的后一个丈夫冯达。

丁玲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拒不与当局合作,因此受到特务的残酷迫害。

由于中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当局未敢杀害她。

19354月她被保外就医,迁往中山门外苜蓿园十一号的西式平房居住。

养病的同时她又开始写作。

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自由仍受到限制。

姚蓬子的知名度远不及已出版《母亲》、《莎菲女士日记》等好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丁玲,但两人过去在上海就较熟。

姚蓬子可以自由前往苜蓿园探望丁玲,与她共进午餐,谈论文学时政,还向丁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愧疚,反复表示他虽曾被迫脱党自首,但他委实不曾出卖上海、天津等地的“左联”战友和同志,也未曾泄露党内机密。

说到动情处,姚蓬子赌咒发誓,还流下泪水,令丁玲将信将疑。

显然当时她对姚蓬子并无多少恶感,一次还曾开口向他借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并接济远在湘西临澧家乡的母亲和幼女。

姚蓬子慨然解囊相助,并表示不必再归还了,因为他眼下的生活较宽裕。

他还告诉丁玲,他出于愧疚赎罪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在南京壮烈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

丁玲相信姚蓬子没有说谎。姚劝说她不妨为芜湖《大江日报》和南京《钟声》月刊写点文稿以赚取稿费,改善生活,但她毅然拒绝了。

她不愿变相地与残杀她的前夫胡也频又百般摧残她的国民党当局合作。

一天,姚蓬子在夫子庙六朝居大酒楼的宴席上无意中听中统骨干张冲说到近日要抓捕因怀孕而被保释,但又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的女共产党员张瑞云,并已设下计策。

姚蓬子很感不安,他知道张瑞云是钱壮飞的情报员(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且是徐恩曾的姑表弟。

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截下密电本并向上海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报警,立下大功。

不久前担任红一军团保卫部负责人的钱壮飞已在长征途中牺牲),若是张瑞云再被捕,则必死无疑,寻思再三,姚蓬子鼓起勇气,给曾是他好友的青年进步剧作家洪宇写去一封化名密信,请他速转告张瑞云其处境很危险,得离开南京。

办完了这事后,姚蓬子才稍感心安。

他还利用自己与徐恩曾夫妇的密切关系几次进言,为囚禁中的丁玲、田汉等“左联”作家说话,认为当局应宽待这些很有影响的进步文化人士,最好无条件释放。

这有利于改善国民党在国际上和民众中的形象。

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披露:

当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的言论颇多同情中共,甚至多次为丁玲等人说情……这也说明人是复杂的。

田汉在19357月获得自由,离开南京去了上海。

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释放,辗转去了延安。

后来她对自己在南京与姚蓬子交往的回忆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承认得到过姚的同情和帮助,但又大骂姚一通,个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姚蓬子改任有美国商界背景的《扶轮日报》副主编,在宣传抗日方面做了些工作。

那时他已迁往石鼓路东段,入住一处旧式四合院,地方较宽敞,院子花木很多,又加设了卫生设施。

抗战时期,姚一家人去了重庆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姚蓬子举家迁回上海,开办了作家书屋,生意尚可,至解放初,赚了不少钱,在静安寺附近买下一套新建的住房。

1954年公私合营,作家书屋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同进入该出版社当职员,生活小康自在。

姚文元那时已加入共产党,思想激进,唯文才欠缺,写不出像样诗文转而写文艺评论。

他因下边两个妹妹皆于解放前早夭而成姚家独子,成家后仍与父母同住。

1955年姚蓬子因卷入轰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反党小集团”案件而被捕,盖因他当年曾兼中共特科交通联络员,接受过潘汉年领导。

被释放后,姚蓬子一度成了无业者,后经有关部门安排进入上海师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一干多年,倒也勤勤恳恳,安分守己。

但一来政治运动便因历史问题而难过关,挨整得够呛。

而姚文元已在1957年后因写大批判文章整人批人而急剧走红,“文革”初竟然一跃而登上中国政坛,红极一时,到头来又落个镣铐加身被推上历史审判台的下场。

这些不再赘述。

姚蓬子晚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常遭儿子儿媳厉言训斥,但比起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他真就幸运多了。

他毕竟沾了儿子不少光。1969年他在沪上家中郁郁以终,享年六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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