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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5 点击数:238次 字数:

2

 

“我想永远保持我的政治青春。”

这是江青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说这话时,她自信地微笑着。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已经老龄化了的革命领袖们。

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关心、最头痛的问题,便是领导班子年轻化。

这才有了毛泽东那篇著名讲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个“你们”,自然也包括江青。

“我虽然有病,但我仍在继续工作和斗争!”

江青说道。

“是的,江青同志与疾病作斗争与进行政治斗争一样,都是十分坚定的。”

姚文元及时肯定道。

“你了解姚文元同志吗?你知道他的事迹吗?”

反过来,江青又向我介绍起了姚文元是何许人也。

“他是我党忠诚的文化战士。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江青如数家珍似地夸奖了好一阵子姚文元。

其中特别提到了文革初期,姚文元同志写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已故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完成的。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549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柯庆施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现安徽省休宁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

一是1955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

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

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

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

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125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陈云力主的反冒进。

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

“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除了检讨,别无选择。

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

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

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

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1958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

1959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

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

716,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

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

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

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柯庆施强调:

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

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

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

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

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106,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

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1965410,中共中央发布讣告:

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49下午630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

45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

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

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

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13到成都。

45是清明节。

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

临开席不知谁提议:

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

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

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

原来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

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

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

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

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

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

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

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

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9日下午630死亡。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

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

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

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

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

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

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

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

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

报告提出,上海虽然面对台湾海峡,要加强战备,但要利用和平时机,发展生产,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

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

毛泽东对柯庆施说:

“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

毛泽东还把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给新华社,要全国报纸转载,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

而上海党代会报告的报告人是柯庆施,柯庆施从此声名大振。

这个“八字”方针对上海建设工作确有重大转折的积极意义,也使柯庆施进一步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

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

1957 3 20 日,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

“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

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

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

当时上海不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地下党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

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

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

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

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

那时《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

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

没有铁如何炼钢?

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

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

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

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

在毛泽东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

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

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

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

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

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

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

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

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

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

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

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

“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

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

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

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

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

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

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

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

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 年就勾结‘四人帮’”,的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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