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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新梦 1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2 点击数:255次 字数:

14

 

俞平伯是个“勇”者,另有一人比他更“勇”。

此人便是江青,只不过她的勇气有一多半是毛泽东给的。

她身体尚未痊愈仍在养病期间,可她却拖着病体“闯”进了《人民日报》办公室,让他们安排刊发李希凡的文章。

《人民日报》就算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违抗“圣”命。

为保险起见,江青直接又“闯”进了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中宣部的负责人周扬和胡乔木却没将她当回子事。

嗤之以鼻:

“这是小人物写的东西。这么小的小人物怎么可以批评另一个大人物——俞平伯呢?”

江青虽很生气,却没有将《人民日报》已经同意刊出的消息透露给他俩听。

在她的提议下,主席向政治局提议召开一个专门研究“红楼梦问题”的会议。

江青也列席了会议。

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江青已不记得了。

不过,这部小说已经上升到了“小资产阶级压迫人”及“新兴资产阶级压迫人”的高度,其“伟大”意义也就不难掌握了。

即使俞平伯和胡适之流这样的学者站在了“资产阶级压迫者”的立场,只要文化部以及中宣部的领导人周扬和陆定一的立场不出问题,就出不了大问题。

早在1920年胡适和俞平伯就已经“关注”上了这部小说,并将十六章回和八十章回的“原版”搞到了手。

如此珍稀的文稿本应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而他俩却“占为己有”。

解放后,八十章回版本的原稿保存在了北京图书馆。

一次,江青想要借阅,却遭到了拒绝。

此事,一直让她难以释怀。

关于“《红楼梦》问题的研究”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一阵子,见仁见智一直没有定论。

有一位名叫周汝昌的时势评论家写了一本《红楼梦的新证》的书。

这是一本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涵盖三方面内容:

一、考证了曹雪芹的籍贯、出身、家世、生平等问题,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曹学”;本书征引详博,举凡通史、政书、档案、地方史志、文集、谱牒、传记、笔记等史料无不包涵,以此使读者明了《红楼梦》成书之背景。

二、结合“曹学”对《红楼梦》进行考释。

三、对脂砚斋批、《红楼梦》各版本进行考证,对《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的读者接受给予评价。

本书初版于1953年(棠棣出版社),一纸风行,为海内外所瞩目。

之后于19761998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华艺出版社增订再版。

本次再版以1998年版为基础,收入初版第七章“新索隐”内容(2004年修订),仍称“增订本”。

虽然他的观点与胡适有异曲同工之处,书中却大量引用了许多清史中尚未对外公布过的佐证史料,故此书仍值得大家一读。

文革中当他身陷“牛棚”时,是江青在暗中“保护”了他。

说到这儿,江青很快补充一句:

“此事,我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

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堪为当代“红学泰斗”。

平生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

另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

他是继胡适等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汝昌自幼喜文慕学,丝竹粉墨,无所不涉。

学程至为坎坷,中经多种灾难。周汝昌初中毕业于觉民中学,高中先就读于南开中学,后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今天津实验中学),而后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

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红楼梦学刊》编委等职。

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10年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

周汝昌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已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

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其代表作,这是红学史上首部文史哲综合大型学术论著,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策纵先生语)。

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2002-2008年,数次登上百家讲坛,讲授唐诗宋词鉴赏、解读《红楼梦》以及中国四大名著等。

 1918414,周汝昌降生于距天津城25公里的咸水沽镇。

祖父名周铜,捐过清朝“同知”,父亲周景颐,为光绪年的末科秀才,可谓书香门第。

但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

如他所言,“从9(虚岁)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记不清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大学毕业了……”

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慧。

他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

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蝇头小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

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些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感觉很新奇。

另如弹弦唱戏,初染就能令那些个“角儿们”瞠目结舌。

194144,燕京大学礼堂盛况空前,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

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深为梨园票友所推崇。

进入小学后,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

1939,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

但好景不长,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

宁愿停止学业也不屈从敌伪势力安排的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

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

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墨问学。

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

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并告知其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十分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

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

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

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

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去燕大图书馆周汝昌查证。

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

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

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于前几年公之于众。

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应胡适先生之邀从西郊学校进城,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

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先生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拿给他研究。

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道: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

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的外文系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

2005,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文革期间,周汝昌也遭受了冲击。他自己曾回忆那段不平常的岁月:

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我被关进了“牛棚”。

1969年中秋那天,我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

19708月下旬的一天,我的命运改变了。

那天,我正拄竹竿趟水上堤,干校的一个小头目拦住我说: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日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哪天走,告诉我们,办手续。 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干校正大批地往里进人呢!

我其实没什么东西好收拾的,但跟小头目说:

一星期之后走。

我想享几天松快的滋味,也想和这11个月所走过的小路、竹林、菜地……告告别。因为再不会来了。我到小卖部买了总也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梨一桃,在一棵老树根旁坐了,一边吃,一边跟身旁的老树告别。

启程那天是个阴天,我顶了一顶破草帽,到总部办手续。

打开公函一看,天啊!

“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我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转变了。

自然没人告诉他,是因为江青同志的一句话,从而改变了他的“黑人”身份。

1974年离开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

即便是在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

19868月至19878,周汝昌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

周汝昌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演讲内容精彩纷呈,给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此外,周汝昌还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过《红楼梦》,当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周汝昌曾这样表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

虽然限于目力身体等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

他曾多次对笔者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

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

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

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近真相。”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

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周汝昌从初中时期(15岁进入觉民初中)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周汝昌自述:

“觉民三年,我的“文学事业”已经发端。不但作诗填词,都自己摸路而行(当然那是很幼稚 可笑的),而且开始写“文章”,竟获一个报纸发表。记得得到的报酬是一册书。

进入高中后(南开中学),此时的文学活动主要方面之一即:研习宋词。但这些刊物已不易寻检,如今仅仅觅得小词数首,于是就选录两篇附于文内,以见一斑,作为“凭证”可也: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 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 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 便何用、鱼书先寄。

千秋一寸心

惟只愁暗织浓阴,密缀漫枝青子。

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 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后来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后,与诸多名家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钱钟书曾回信于周汝昌:

“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不为虚矣!并另有回信赞其押韵如土委地。”

之后周汝昌在诗词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自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范成大诗选》后,其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诗词赏会二集》、《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等陆续问世。

尤其是《千秋一寸心》,在读者中获得了一致好评。

 

1940年周汝昌二十三岁时和十七岁的毛淑仁结为连理。

毛淑仁表字芝仙,曾号岫眉。结婚那时,华北正处于日寇侵华的苦难岁月。

周汝昌在怀念妻子的文章中,对妻子的贤惠、聪颖的感激之心、赞赏之语跃然纸上,使人若感同身受,不由得生起对这位女子的敬仰。

周汝昌在自传中曾说:

“我一生写作多得贤妻毛淑仁的臂助,尤其是当时条件之艰辛,其功更不可泯灭。贤妻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他不仅内助辛苦,病时还为我抄录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

丁丑二月二十日是淑仁七十四寿辰,我给她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老妻淑仁七旬晋四寿词

与君结璃时,君才十六龄。君似花初展,我亦鬓方青。

五十八载过,相对白发明。大病而能活,浩劫幸犹生。

儿女皆长大,花木皆欣荣。何须羡富贵,即此庆昌兴。

艰难与辛劳,助我著述清。我本书生子,庸弱百无能。

何以为君寿,赋诗心内情。仲春二三月,万物滋芳馨。

愿君长安泰,年年寿酒倾。

如今,淑仁已不在了。

六十载糟糠夫妻,患难伴侣,所历万言难述。

她是一个善良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瘁,助我为文写字,缝衣做饭。

在危难中表现出无畏的护我申冤的高尚精神。

我平生的这点学术成就,其中包涵着她的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我难以忘怀的。

 

周汝昌是在怎样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呢?

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写字则是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

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

后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创作方式不得已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幼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2002年,周汝昌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虽然84岁了,经历了大悲、大喜,但我很留恋人间事。像我这样的人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我现在写作的精力非常旺盛,几乎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我女儿简直打不过来。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我积累了几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

“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

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于2012531日凌晨159于家中去世,终年95岁。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第一人。

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

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周汝昌静悄悄地走了。

带走了内心无数个“纠结”。其中有对主席的怀念,也有对江青的一种说不清是“歉意”还是“愧意”又或是“谢意”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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