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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新梦 1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01 点击数:249次 字数:

13

 

多年前的那次有关《红楼梦》的辩论展开之后,江青曾自己进行过调查。

她知道了李希凡第一次将文章提交到《人民文学》的时候,曾遭到胡风和丁玲的拒绝。

接下来,他寄给了《人民日报》,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直到江青亲自出面以主席的名义质询了相关编辑之后,他们才同意转载。

为什么《人民日报》一开始会拒绝刊登李希凡的文章呢?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了另一个“大人物”——俞平伯。

李希凡和蓝翎是二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俞平伯却是顶顶有名的知名人士,并且与文学泰斗胡风和丁玲关系很“铁”。

“大人物”既然发了话,“小人物”的文章自然必遭封杀。

俞平伯(1900年-1990),原名俞铭衡,字平伯。

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

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

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

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湖州德清东郊南埭村(今乾元镇金火村)人。

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

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

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

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

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

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

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

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

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

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

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

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

1954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

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

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党在1954年下半年就要公布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详细内容,因此必须动员全部人口,不允许任何事情干扰经济计划。

党再次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来推动其经济计划的实施,于是又从文学界着手。

这次运动是从对具有西方倾向的学者俞平伯进行比较温和的批判逐渐开始的。

批判俞平伯,是要动员非党知识分子,为党的革命性的经济变革作准备。

俞平伯拒不服从党在1953年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命令,于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坚持他在20年代初得出的观点。

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

党与俞平伯发生冲突,不仅因为俞平伯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特殊,还由于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那篇文章的草稿送交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些意见,并要求他重写。

俞没有修改,径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并在该杂志发表。

这表明,党的宣传部还没有完全控制各种杂志。

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学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19541010的《光明日报》和19541023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大量的文章和社论对俞进行攻击。

对俞的批判是为了表明,以这两位青年批评家为代表的受过党教育的青年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性,比以俞为代表的学者和学科对党具有更大的价值。

胡适的避免先入为主的方法,成为这次运动中这一方面的主要批判对象。

对于胡适来说,“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文艺报》,1954年第21期)党通过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试图要颠覆这种说法。

同后来对冯雪峰及其他党内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相比,对俞平伯及其著作的批判还是有克制的。

1975年夏,在京南团河宫乾隆皇帝罪己碑前发生的。

当天社科院(当时称学部)文研所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团河宫参观。

先生因年高体弱,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情绪不高。

当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根据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先生顿时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

“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

立时全场肃然。

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高度和智慧的,只有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入木三分地说出这句话。

先生在建国后不久就被最高领导点名批评为什么“压制”小人物!

为此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

先生毕竟是大作家、大学者,凭着他杰出的学术地位,还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在当时工资是相当高的。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渐渐多了起来,不少人都打听先生的消息。

有些人甚至要求会见先生。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学部当局不得不给先生调整住房,补发工资。

一天几个人提着皮包来到先生家。

先生点完钱后不慌不忙地问:

“这只是本钱,利息在哪里?”

来人都很惊愕,说:

“没有利息。”

先生说:

“工资是国家给我的,扣这么多年就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

来人面面相觑,无以答对。

先生说:

“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

说得几个人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朱自清与俞平伯的友情始于“五四”后不久。

当时,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请他代为物色教员,蒋梦麟便推荐了本校的高材生朱自清和俞平伯。

后来,俞平伯在杭州一师任教不到半年,就辞职去了北京。

19236月,朱自清邀请俞平伯游览西湖,期间两人切磋文学创作理论、探讨人生。

同年8月,朱自清与俞平伯又结伴来到南京,共游秦淮。

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便是他们在同游秦淮河之后问世的。

五卅惨案后,朱自清一度十分苦闷,后经俞平伯介绍,朱自清赴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

192811月,与朱自清一起生活了12年的妻子武钟谦因病去世。

从此,朱自清和他6个孩子的生活愈加艰难,甚至连饭食都无法自理。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笃于情义的俞平伯出来帮忙,他为朱氏一家7口送来了一日三餐,朱自清要算伙食费,俞平伯坚持不收。

推让之下,俞平伯只好每月暂收15元,可暗中却又全部用于他们一家的伙食,使朱自清真切地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迁往内地,俞平伯则仍留在北平。

一天,朱自清在翻阅北平出版的刊物时,发现有俞平伯的文章,就立即给俞平伯寄写了一首长诗,指出在这“烽火漫天开”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应是“朔风”中的“劲草”,不应在沦陷区刊物上发表文章。

由于俞平伯在回信中对此含糊其辞,朱自清便又寄写了一信,郑重指出:

“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

俞平伯接到信十分感动。后来他每每谈及此事,总是感慨地说:

“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

表达了他对友人关爱的感激之情。

人们知晓俞平伯,大多因为他是著名红学家。

殊不知,他也是一位昆曲的痴迷者与呵护人,为昆曲的传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汗水。

俞平伯一生爱好昆曲,而这爱好又与他的爱情相关。

1917年,先生与杭州闺秀许宝驯结成秦晋之好。

许家都是昆曲爱好者,先生的岳父许引之是名副其实的业余昆曲家,妻子的姐弟也喜爱昆曲。

尤其是夫人,嗓音又好,唱起来字正腔圆,并且能填词谱曲。

1919年,在北大上学时,俞先生就向擅长昆曲的吴梅先生问学,跟他学唱曲,学会了《南吕宫》、《绣带儿》两支曲子。

先生的音色不美,发音很特别,常常引得妻子发笑,但这不影响先生对昆曲的热爱。

1924年冬,俞先生认识了昆曲艺术家陈延甫。

陈是嘉兴人,精通昆曲三百多折,还能吹笛。

先生就聘请他到老君堂拍曲,每周两次,这样就有了更多学习昆曲的机会。

193010月,俞平伯搬家到了清华园南院七号,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秋荔亭”,“秋荔亭”成了清华昆曲爱好者的活动场所。

1933年上半年,他又邀请笛师何金海到“秋荔亭”吹笛,相约校内外昆曲同好来度曲清唱。

许宝驯能唱整出的戏,俞平伯虽歌喉不亮,但拍曲的功夫日益老练。

1934年初,俞平伯邀请陈延甫二次北上,俞平伯牵头,陈延甫拍曲,清华园汇聚了不少昆曲爱好者,“秋荔亭”内雅音不绝。

那年的一个仲夏夜,在水木清华的工字厅水轩,他们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曲集。

第二年正月,他们在那里再次集会,俞平伯演唱了《紫钗记》、《单刀会》和《玉簪记》中的曲子各一折。

这一次,虽然还没有正式结社,但他们已经确定“谷音社”的名称,希望昆曲“空谷传声,其音不绝”。

1935317,谷音社在清华园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开成立会,俞先生被推为社长,他亲自撰写了《谷音社社约》和《周期细则》。

在社约引言里,俞平伯历述了歌诗曲乐在陶冶人们性情和操守方面的功绩,以及昆曲的发展史,明确了谷音社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涵咏风情,陶写性情”,“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也是要承担起拯救昆曲的责任。

19568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的帮助下,俞平伯第二次发起昆曲结社,这就是北京昆曲研习社。

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成立大会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开,他又亲自拟订《章程》和《同期公约》。

曲社最有影响的是对《牡丹亭》的改编与排演。

俞平伯与弟子精心整理校订,使这部名著摆脱了冗长的结构,以全剧的形式恢复了她的舞台生命。

全体社员通力合作把《牡丹亭》推上舞台,1958102在北京试演了一场,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周恩来总理亲临观看了演出。

195910月,作为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献礼,《牡丹亭》在长安戏院演出了两场。

作为当年惟一参加国庆献礼演出的业余社团,也是昆曲演出史上的一件盛事。

19711月,作为特殊照顾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们的生活恢复了相对平静,俞家又可以听到优雅的昆曲唱腔了。

1975年,俞平伯新创作了《鹧鸪天·八十自嘲》词,曲友们在俞家雅集清唱。

在昆曲的活动中,俞平伯更多的时候是充当配角:

夫人唱,他拍曲;别人唱,他打鼓。

他敲击檀板,神情严肃,一丝不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唱片公司曾为欧阳予倩灌制了几张昆曲唱片,唱片上特地表明“俞平伯司鼓”,足见俞平伯为昆曲司鼓的水平之高。

197912月,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俞平伯出席了首次演出招待会,由于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社务工作,但时常关心曲社情况。

19814月,他为京昆名家俞振飞著的《振飞曲谱》作序,精辟定义了“水磨调”及其源流。

1982年,夫人的去世对俞平伯打击很大,“人去楼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他更加寂寞了。

他们妇唱夫随了64年,一旦那个主唱去了,另一个的配唱和伴奏也失去了意义。

从此,古槐书屋再也听不到昆曲的唱和声了。

俞平伯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

家学渊源与聪颖勤奋,使俞平伯在22岁的时候便出版了学术专著《红楼梦辨》(1953年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奠定了其在红学界的地位。

俞平伯在学生眼里,他的相貌与他的学问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反差很大。

当年在清华大学有一种风气,学生可以在校园刊物上公开评议师长。

因此,就有学生这样描写俞平伯:

“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却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先生吗?”

1952年至1954年,俞平伯将其旧作《红楼梦辨》删改、增订,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又发表了多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

1954年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了两篇有关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

文章寄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没有被刊用;又寄到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得到发表。

这件事被毛泽东主席知道了,并引起他的关注。

1016,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压制“两个小人物”很有生气的文章,表示了愤慨,并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之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质问〈文艺报〉编者》和李希凡、蓝翎的新作《走什么样的路?》等文章。

一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开始了,俞平伯成了众矢之的;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的矛头也不只是俞平伯了。

客观地讲,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堪称是一位红学家,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也有批注,认为俞平伯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节。

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比如: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视角》一文的作者刘仓是这样评论的:

“毛泽东与俞平伯审读《红楼梦》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思想武器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

所以,当‘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红楼梦》时,毛泽东自然会支持这场批判运动了。”

据当事人回忆,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导性批判文章的作者并不是红学专家,为文只是奉命行事,署名也是上命难违。

因此,出现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倾向是在所难免的。

俞平伯带着老伴去了河南息县,住在东岳集农家。

日后俞平伯先生作诗回忆那段时光,很有情趣:

其一,

茅檐绝低小,一载住农家。

倒映西塘水,贪看日西斜。

其二,

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

塘看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在逆境中能够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于直言,勇也。这的的确确是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的确是位“勇”者,敢跟毛泽东唱对台戏。

但要说俞平伯是位“智“者,未必。

无论是“智商”还是“资质”,俞平伯怎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呢?

这点儿自知之明,相信俞平伯还是有的。

只不过他在某个特殊的时候,说了某句特殊的话,结果被某些特殊的人,推到了浪尖上,稀里糊涂成了时代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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