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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新梦 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30 点击数:249次 字数:

9

 

“我是半个‘红学’专家。”

江青毫不掩饰地说道。

值得回顾的是,早在1950年有关《红楼梦》的争论在新中国的文学论坛上就已经开始了。

1954年,江青正在家中休养。

当她翻阅期刊杂志时,碰巧注意到刊登在9月《文史哲》期刊上的一篇小说。

《文史哲》是上海大学的一份出版物。

文章的作者是李希凡和蓝翎。

两个名不见经传却很有才华的学生。

江青读了他俩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

直接推荐给了主席。

毛泽东读后,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李希凡,男,19271211生于北京通州,祖籍浙江绍兴,原名李锡范,字畴九。

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54年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

历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评论组长、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全国第二、八届政协委员,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红楼梦评论集》《弦外集》《论“人”和“现实”》《管见集》《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寸心集》《题材·思想·艺术》《〈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红楼梦艺术世界》《李希凡文学评论选》《文艺漫笔》《文艺漫笔续编》《燕泥集》《说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冬草》《艺文絮语》《沉沙集》,主编《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等。

主要著述有《红楼梦评论集》(与蓝翎合著)、《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形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李希凡文学评论(当代)选》等16种,参与主编《红楼梦大辞典》等。

如果没有李希凡的回忆散文,那么人们是很难从这幅照片中捕捉更多的历史内容的。

但是,这幅照片的确蕴含了很多很多难以忘怀的历史内容。

当然,李希凡所配的散文绝不仅仅是这幅照片的解说、补充,而是相得益彰。

因为李希凡在散文中表达了这幅照片所没有蕴含的东西。

可以说,照片是过去的,散文是现在的。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历了多少人事苍桑,毛主席还活着,还活在人们的心中。

这就是这篇摄影散文告诉我们的。

摄影文学的内在构成成分的相互激活,不但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

在作为被钦点过的“小人物”登上时代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从演绎一个贫苦少年为生存挣扎而开始的。

上个世纪40年代,北京郊县通州,李希凡是一个普通人家6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重病,家境衰落,13岁开始,他先在洋服店当学徒,继而是印刷厂的童工。

逃难、遭师兄欺侮、半饥半饱、投亲靠友……经历着一般旧社会穷孩子生活的辛酸和粗砺。

20岁时,他寄居在山东姐姐姐夫家,工作是早晚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姐夫赵纪彬做笔录。

贫寒少年李希凡爱上了马克思主义,“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同时,由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后入山大中文系正式读大学,再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李希凡几番努力,终是踏上了一个文化人旅途。

这期间,我们的祖国,也经历着改天换地变化……

转折就发生在1954年的春假。

4月的北京,假期中百无聊赖的李希凡,有朋友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光明日报》上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观点,都感到“不对头”,于是商量着写个文章。

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发在《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9期上。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

首先,毛泽东看到了,发话了: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4年,《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信》)

很快,《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袁水拍文章《可贵的第一枪》。

主题座谈会召开,除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文艺界的“大人物”都出场了。

郭沫若、茅盾、周扬先后发表题为《三点建议》、《良好的开端》、《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俞平伯“唯心”、冯雪峰——时任《文艺报》主编,曾对李、蓝二人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压制革命力量”、而反动思想的根子——胡适和他的自由主义,遭到全面清算彻底判决……一篇小小文章搅和得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波澜壮阔。

从最初的一场普通学术论争,到后来生成为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思想运动,再到文化界、思想界掀起批俞、批胡的狂潮。

这是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始料未及的,所以最后他们“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也是正常不过。

但恰恰是这一偶然事件,国内开始拓宽《红楼梦》研究的视野,推动红学在新历史阶段下的发展。

李希凡是个有文化的老年人,在闲暇的时光,出于个人兴趣,投稿一本发行几千本的学刊,唠叨点陈年旧话,也是很平常的;只是“平凡”、“安稳”、“默默”,在李希凡早前的人生历程里,却是不曾有过的,相反的,“李希凡”这个名字,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一直是跳跃闪烁的:1954年因为一篇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得到毛泽东嘉许,火速蹿红,星火燎原——由俞平伯而胡适,由文艺批评而判决剿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敢于向大人物开火的“小人物”——点燃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新一轮高潮;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作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的李希凡,激昂指点,参与到大大小小的文化运动中来,所谓“南姚(文元)北李(希凡)”,李希凡是风光显著的红人。

做“红学”研究,大概是绕不过李希凡这个名字的。

李希凡因“小人物”而闻名,而“小人物”的称谓是毛泽东赋予的。

“小人物”的成长得益于山东大学的滋养。

1947年,读完中学不久的李希凡,经姐夫赵纪彬(时任山大文史系教授、校委会委员)的引荐,来到山大文史系做旁听生。

这期间,他亲身感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教诲,如杨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萧涤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冯沅君先生、陆侃如先生的《文学史》……这些学者名流的学术真传为其治学道路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不低的起点。

同时,这期间他还受进步势力影响,悄悄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如《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马、恩、列、斯与毛泽东、鲁迅的著作,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读书期间,李希凡偏爱文艺理论和中国古典文学,对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都有过深入研究。

大二时就写了论文《典型人物的创造》。

当时,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看到后感觉写得不错,便推荐给华岗校长,华校长又推荐给《文史哲》,成为《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文章。

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发表之前,首先发表的是有关《水浒》的评论《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评〈宋江考〉》,与著名历史学家张政?

先生商讨。

主要分歧在于:

李希凡认为,不能用考证的方法来评价小说,不能用历史人物的宋江来衡量《水浒》中的宋江。

同后来的评《红楼梦》一样,“评《宋江考》”也与郭沫若、翦伯赞等大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相左。

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李希凡,并未因某些观点出自权威就回避退让,甚至也没有在意为曹操翻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否定《三国演义》中曹操“奸雄”性格创造的成功性。

他依据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正确的就那样写了,坚持了,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吧。

在不断的研究探索中,李希凡的理论修养日见功力,观点也日趋明晰。

大学毕业后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蓝翎合作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这时是1954年的54

文章写成后与多家报刊商量,问可不可用,未被理睬,后来寄给母校寻找支持。

当时只知学兄葛懋春在《文史哲》做执行编辑,后来才知道不仅是葛,包括华岗校长也都是极力支持的。

于是,文章被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

当时的学术刊物并不多,《文史哲》是毛泽东案头常备的读物之一。

于是,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

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

于是,就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故事。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希凡先生潜心研究鲁迅,完成了他的两本专著——《〈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和《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终于实现了他把在“读鲁迅”的长期学习中积累的感受、体会与看法写出来的宿愿。

专著以鲁迅的五种文学创作为分析重点,论述了鲁迅思想的发展轨迹与杰出文学成就。

在现代文艺评论领域的丰硕成果:

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编辑,经常接触和探讨的是当代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问题。

在“文革”前17年的多次文艺论争中,先生作为一方论点的主要代表参与其间,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等。

他对“文革”前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几乎都做过有影响力的评论,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在和平的日子里》、《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均发表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还撰写了一些研究有文学成就的著名作家的力透纸背的专论,如评论康濯、杜鹏程、梁斌、柳青、曲波、蒋子龙等作家的长篇或系列研究论文。

1986年后,李希凡先生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虽有行政事务缠身,仍怀着浓厚的理论兴趣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的论争,特别是关于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问题,在90年代初他连续发表了多篇长篇论文,并以它们为核心,在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贡献》文集。

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先后出版的当代文艺评论集还有:《弦外集》(1957年)、《论“人”和“现实”》(1958年)、《管见集》(1959年)、《寸心集》(1962年)、《题材、思想、艺术》(1964年)、《京门剧谈》(1984年)、《文艺漫笔》(1985年)、《文艺漫笔续编》(1990年)、《艺文絮语》(2001年)等。

近十几年来,先生一直辛勤耕耘在艺术科学领导岗位上。

他与冯其庸先生一起主编着《红楼梦学刊》,并主编了红学工具书《红楼梦大辞典》;还担任了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系列电影《红楼梦》的创作顾问;主编了颇受青少年欢迎的《中华文化集粹丛书·艺苑篇》和《红楼梦选萃》。

他担任主编的六卷本的《图说中国艺术史》于2000年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

该丛书以通俗形象、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和普及艺术知识,做了很好的开创性的工作。

2000年,李希凡先生受聘为“全国干部学习读本”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并主编了该教材的《中国艺术》(上、下)读本,这套教材的十二种读本,已于2002年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80多岁高龄的李先生正承担着艺术科学类国家“九·五”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总主编的任务,带领国内30余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完成着这项填补我国艺术科学研究空白的巨著的编撰,这部14卷本的艺术史历时四年多,现已面世。

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国内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此书的编写工作,从筹备、论证、立项到编撰、编审、校勘,历时十年。

《中华艺术通史》全书文字700余万,图片3000余幅,按照中国历史发展顺序列卷,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具体卷次为:原始卷、夏商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上、下编)、五代两宋辽西夏金卷(上、下编)、元代卷、明代卷(上、下编)、清代卷(上、下编),加上年表索引卷共14卷,宛如徐徐展开的一幅壮丽、流动的巨型画卷,把中华艺术的博大与精深显见于世人。

这部艺术通史的编撰体例以前从未有过。

不仅中国没有,世界上也没有过这样综合体例的艺术史典。

我们所接触到的西方艺术史,如《剑桥艺术史》等,实际上只是美术史及造型艺术史。

中国艺术的特点不在于再现,而是将对客体的感受、认识,化为主体的精神、生命意兴并融入到艺术创造中去。

现代化高楼的建筑风格本就是从西方传入的,但我以为最起码要让人感到和谐,要看着顺眼。

一个民族的艺术为世界所欣赏,这并不难;但一个民族具有深远文化底蕴的精品能为世界所透彻了解,却非短时间能达到的。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中华艺术都具有走向世界的强大的生命力。

1954年秋,李希凡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周扬写信,征求意见,自己即将毕业想去研究所工作,周扬转达毛泽东的意思表示反对,“那不是战斗的岗位”。

于是,从1955年至1986年,李希凡先生就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以笔为旗,革命不息战斗不止。

“马克思主义啊,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多年来,李希凡以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不仅对各时期的重要文艺作品,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发表评论文章,还不遗余力地参加到历次的问题论争中来,比如,“阿Q”问题、《琵琶记》与封建道德问题、历史剧问题、戏曲的推陈出新问题、批“鬼戏”、哲学上批杨献珍“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

于是,一方面李希凡借着被当时中国最大的人物钦点过的余辉,继续以“文名”“红”下去,另一方面,李希凡接下来又因被江青“赏识”而其又“不识抬举”,再起是非。

“那是1964年。”41年后,李希凡回忆起当初影响他后来几十年的两次谈话,已经可以举重若轻。

“她说让我注意《海瑞罢官》,说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扯不上啊。就不表态,装糊涂。隔了一个月,她又叫我去,这回说了周扬一大堆不是,说他亭子间出身——我心想,那人家后来不是去延安了吗?又说,如今文艺状况不好,戏曲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意思都是周扬的错。可是,我心想,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周扬是党中央毛主席委任的,我一个《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员,管不上啊。”

有人“装糊涂”,有人更识相。

不久,批判《海瑞罢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冲锋陷阵的笔杆子就是上海的姚文元。

错失如此重要的表现机会,李希凡所在的《人民日报》敏感慌张起来,冷言冷语到李希凡耳朵里——“‘不是党中央没找我们啊,而是我们没写啊’。”

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李希凡因为“不听话”被率先贴出大字报。

接下来,李希凡的遭遇虽然谈不上特殊惨烈,但又红又正的地位显然罩上了阴影。

可是新的转机又以大人物的一句询问的形式出现了。

那是1967年,“中央文革”请文艺界的人士看样板戏,其间,江青问了一句:

“李希凡来了没有”?

这句话,让李希凡的地位有微妙的回升;但同样是这句话,在1976年“四人帮”被揪出来后,就有了负面效应——“李希凡被江青保过啊,我是她文艺黑线的红人啊——就是这样滑稽,‘城头变换大王旗’啊……”

成也江青,败也江青。

几十来来,李希凡始终坚持着他的原则:

骂“四人帮”可以。让我写文章骂江青,“力不从心”!

在李希凡兴衰毁誉参半的故事后面,还掩映着另一个,当初令其一举成名的文章的联合作者,蓝翎,的起起落落。

只不过,二人的境遇似乎总有些“此起彼伏”的对照的意思。

而从一开始就埋下的分歧的伏笔,最终让两个年轻时的密友到了老年势如冰炭,笔墨开战,直至其中一人撒手人间。

而他们人生的对立,也不止是个人性格的差异,更笼罩着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势利和无常。

因为交战双方中的一方,蓝翎先生已经去世,所以关于李、蓝二人的官司,我们只能得到一面之辞,在他们之间判定是非是卤莽而不可能的,但是,从李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年月、那个无所不在的所谓意识形态,对人的扭曲。

李说:

蓝找他茬,一个是要跟他争当初那篇改变他们命运的文章的“发明权”,一个是把自己被划为右派的事情归咎于李希凡的落井下石。而这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是嫉妒,是长期的心理不平衡——这“嫉妒”、“心理不平衡”是怎么郁积起来的呢?

按李的说法:

当初联合署名文章而来的名利,分配上确实有偏向——蓝翎的风头始终没有李希凡那么健,抛头露面的事,李总比蓝多。

但原因不在李“抢”,而在于蓝的上不了台面——按照当年的组织路线,蓝是有问题的,蓝曾经在国民党的军队当过兵,其家庭也有过“不清白”的复杂历史。

而且,蓝又一直“写些偏激杂文,批评官僚主义”。

这让大家为难,对他情绪复杂,一方面顾及“主席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操心他不识时务。

直至一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惹恼北京市的官员。

随后不久,1957年,蓝翎被划为右派;而就在这时,李希凡入党,开始了持续很长时间的文艺战线红人的风光。

再往后的“文革”,同在《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二人亦各有派别对彼此各有保留,直至“粉碎四人帮”,蓝翎的势头渐渐盖过李希凡,尤其是1986年后,李调离,蓝翎后来任文艺部主任;但接下来没几年,蓝翎又不再主持工作;而李希凡则因为成功地劝阻了艺术研究院“上街”而得到上头的好评……

在李、蓝是非中,很微妙的,就是二人对自己和对方在不同时间上政治立场“左”或“右”的辨析。

1957年反右:蓝翎因“右”受贬并迁怒在他看来“因‘左’而保全”的李希凡;后来蓝翎平反:蓝翎讽刺李希凡到处称自己是“漏网的右派”,而李希凡又说,“蓝翎对他的‘左’,却从未见与拔刀相向的情势”;再后来,90年代蓝翎反省当年批判吕荧事件,称李希凡是“假右”,而自己是“假左”……

关于“左”还是“右”——年轻的时候,迫于形势,有还是没有,真真假假的攀附、为利益所趋的摇摆——似乎不大好判断;但如今,年近80的李希凡是坦率没有避讳的——“左”、“僵化”,对这样的标签,李已无意反驳;而尤其是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评价和态度上,坚决反对“忘恩负义”、“跟风转”,理直气壮地赤胆忠心一片。

19941016,是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作40周年,又恰恰是我的外孙女慧可的8岁生日。15日清晨,我备了一束鲜花,携女儿、女婿并慧可,一起前往毛主席纪念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当不会责备于我,当能够理解我被迫无奈的苦衷……”

李希凡称自己一贯的态度是:

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文革”深恶痛绝,对“文革”结束以来出现的“反毛”、“非毛”言论更是深恶痛绝——

“我看不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他们抵制了吗?‘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抵制了吗?‘文革’一结束,把责任都推给‘四人帮’,好像他们都是清白的了。然后,社会某些舆论把‘文革’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为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全盘否定,这种言论都是胡说八道!一场社会灾难必然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而绝对不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和推波助澜的结果……

“毛泽东晚年是有点错,但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今天,我们能离开吗?离不开!我们现在的政策口号、文化批评,能离得开吗?离开能行吗?我看不懂那些现在流行的什么西方的主义!我也看不出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好在哪里——王安忆《长恨歌》那是什么主人公啊?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作者的态度也是问题,对那样的人,竟然一派同情,有没有点批判意识……”

李希凡一如既往地崇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能有很大“私人感情”的成分——毕竟,正是因为毛泽东当年的“点名”,李希凡有了“别样的”、而且总体地比较地看“还不错的”出人头地的一生。

虽然这份“知遇之恩”,对这恩情施与的一方而言,不过是一次借题发挥的政治需要——当年开国之初,所谓的“旧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强势稳固,毛泽东正在寻找时机清算改造。

在人的“想法”和他的“经历”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而所谓的这个“坚持信仰”,是诚实的不断反思而来的守护,还是既得利益者的自圆其说?

不容易说清,也不大忍心指明。

只是,在当我们面对今天的李希凡,一个炎炎夏日孤独烦躁的老人,虽然我们没有耐心发掘他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历史价值”,听他对当下社会空泛而傲慢的抱怨之时——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

这个人,他老了;而就他所经历的时代而言,他并不幸运。

他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心中对毛主席的那份感情。

他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依然不识时务,不肯对江青口诛笔伐。

但是,他敢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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