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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6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25 点击数:225次 字数:

64

 

对于九评苏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此记载:

“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逐步激化。

1963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反击。

19639月至1964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与此同时,苏共发表文章进行还击。

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此记载:

“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九评苏共的成因之一:

苏联想与美国合作而损害中国利益 国家利益间根本冲突导致中共九评苏共的中苏矛盾,正是由于两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战略构想,从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

苏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有可能通过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并由此确定了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国际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最佳国际环境。

而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反对美国侵略扩张为主要战略方针的中国当然不会赞同苏联的“苏美合作”方针。

在炮击金门和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毫不掩饰地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内政问题的合法权利,加之它又热衷于向中国的头号敌人摇动橄榄枝,这不能不使中国反感。

九评苏共的成因之二:

社会主义阵营同盟的先天缺陷导致同盟破裂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的结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耳聪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平等享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

在此先天缺陷下,同盟必然破裂。

九评苏共的成因之三: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中苏两国都是对外政策决策过程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因素往往对两党两国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领导人对另一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所造成的感情上的伤害,对中苏关系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

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走向。

况且,他们当时都缺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之间互相关系的成熟经验。

中苏论战的成因之四:

苏联用大国大党心态对中共发号施令制造不平等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表现为长波电台事件、联合舰队事件、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事件等。

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的不平等态度。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分歧开始加深,埋下破裂论战根源。

隔阂和不和谐,主要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

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

斯大林问题,起因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苏联同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症结,中国也深受其害。

这个问题,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观。

苏联争取同美国缓和的战略,是在苏共二十大上确定下来的,表示出苏联急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建设问题的迫切愿望。

这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国内建设上,也在奉行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方针。

两国没有在战略目标上表现出根本的分歧。

但是,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两国在缓和战略上的不协调,日趋表面化。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714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引起的。

这种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

1960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到1963年中苏论战爆发之前,双方有过四个回合的交锋。

第一个回合就是1960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以及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带头对中共代表团围攻。

其结果是两党关系恶化导致国家关系破裂。当时,中共的反映是低调的。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714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14《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

并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

这一攻击就成为中苏论战的转折点,使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由防御转为反攻,由半公开不指名争论转为全面公开的指名道姓的争论,把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

毛泽东从1963961964714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九评》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已作好了与苏共决裂的准备,不再有什么忌讳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正在论战吵得不可开交时, 19641016,苏共中央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

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派周恩来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

但是苏共领导人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

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这就紧紧封闭了调整两党关系的大门。

1121,《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这篇社论既是对前一阶段同赫鲁晓夫论战的总结,也是对苏联新领导人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一套的回击。

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九评苏共的核心之一:

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首先是斯大林问题。

中共不同意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随着论战升级,中共逐渐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从中肯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到忽略甚至为斯大林错误辩护,回避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经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

于是,中苏双方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出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苏联也重蹈了个人迷信的覆辙。

九评苏共的核心之二:

 “三和两全”理论是中苏争论的又一个焦点。

起初,中共同意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但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把它们否定了。

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提法,一开始就遭到中共的激烈反对。

中共认为“三和两全”理论是“修正主义”纲领。目前,学术界对“三和两全”理论争议很大。

近年来,学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若干理论进行了重评。

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传统的世界革命理论重新进行审视,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基本符合“二战”后历史发展的要求,许多观点和论述已具有开创性,不应对其全盘否定。

九评苏共的核心之三:

中苏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侧重点不同。

苏共强调战争制止的可能性,制止战争的方法是苏美合作和国际裁军。

中共强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紧迫性和危险性,制止战争的方法是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

美国是苏联和平共处的首要目标,美苏双方分别是两大阵营的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把发展苏美关系作为重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此时,中美正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在中方看来,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苏联要与这样的国家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是投降主义,“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

论战的两位主角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都全神贯注地进行大论战,中国的探索和改革,在原有的起点上奇特地高举起列宁主义的大旗,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在国际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方针;在国内把“一穷二白”当作最大的优势,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思想意识领域把“反修防修”作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目标,以致开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珍宝岛之战是中苏论战的后果之一中苏论战导致中苏决裂,从此中国北方承受了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

时过境迁,再回首。

有人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而这些空话和未必正确的争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吸取。

可以说,毛泽东研究了一辈子“宫庭政变”,最终也未能逃过这一劫。

只不过,赫鲁晓夫是在位时被人拉下马,完事还被人踩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则是在他老人家仙逝后被人夺走了“江山”,改变了中国的“颜色”。

好在六千万中共党员中不乏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这才没有步苏联的后尘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

在这个大事大非问题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一个伟大的名字——邓小平。

是他临危授命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拨乱反正力挽狂澜,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将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真正的“四人帮”(华、叶、李、汪)悄没声息地赶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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