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传奇
冰雪红墙 4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6 点击数:268次 字数:

46

 

不要以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都有修正主义的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有一些不过是犯了“可恶罪”,被他的上级领导认为可恶而成为右派的。

当时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回忆说:

“《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曾在几次会上向省委一再提出批评意见,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反右一开始,省委即内定他为右派,要放到群众中去批斗。我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定为右派,不要放到群众中批斗。后来刘健自杀了。除此之外,再加上其他一些个人偏见,就这样以反右派不力和同情右派的罪名撤了我的职。”  

新闻界所划的右派分子,还不能不提到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

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去征求李慎之的意见。

李说,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

谈到中国,他以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他所谓的小民主,是指那些为了调资定级、分房子、调工作之类的事情的无休止的争吵,以及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这些现象,他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制的结果,这是他所厌恶的。

李慎之在这次谈话中发明的“大民主”和“小民主”这两个词,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释。

他在1956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这里所引是经过整理正式发表的,原话是:

“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

毛并且认为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

当林克再次来找李慎之的时候,李声明:

“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

毛对这一声明的反应是:

“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

只是“定案材料”中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

那上面的第一条罪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

把这件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工作也算作罪行了。

顺便讲一下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

这里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

“就中央一级的出版社到19579月底止的统计,右派分子占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二三,而担负领导工作的右派,就有三十个,例如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通俗读物出版社蓝钰等,都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些怎样的攻击呢?

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盲目崇拜苏联的情况存在好多年。很少谈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而只能看到把我国所有的编辑、印刷、出版的制度一套彻底打垮,编辑只做些改标点、改阿拉伯字等。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

“体制问题不要老限制在现有一套,可以办同人出版社。”

“不能因纸张不够把几十个学报停刊,甚至可以少印马列主义。一些专门刊物内容是不太丰富,但不应随便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

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彦修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要具体研究一下。我去了一趟苏联,觉得他们的机构和制度是落后的,是一套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而搬来一些不符合‘二百’方针的大一统的作法。”

“我认为过去学习苏联是有偏的。可能有成绩。但表现在哪里?是不是专业分工、出版、印刷、发行分家以及一些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等都算成绩呢?我以为不是。反之,这些却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如计划发行算不算成绩呢。像现在这样一调查就是七、八十天,也不见得好。总之我暂时还看不到具体表现出来的成绩,这方面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很厉害,如果说成绩,那也是‘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

“解放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面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纸张分配不算领导,如果我们向百货公司买纸,照样可以出书。”

“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的出过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似乎国家就是靠着这个来吃饭。过去出版局的总结上的成绩也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化怎样、科学怎样?没有方针。在反胡风后又突然更加紧缩了,如曾经说过古籍书只出皇帝的禁书,那还出什么,只好关门。”

“去年局里搞了个十二年远景规划,召开会议讨论,我对这个计划很有意见。因为其中第一要出马列主义,第二要出社会科学……而文艺、科学技术都没有了。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这种草案使人没有发言的基础,也损害了领导威信。”

“出版工作去搞一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

“过去搞七、八年出版,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

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

“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我过去检讨写得不多,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检讨了一次。因为出版了恽逸群的《蒋党真相》,陈克寒打电话语气很不好听,金灿然也要检讨。一次不够,说不深刻还要重新检讨,不知道根据是什么?难道是‘武化部’吗?” 

在出版局座谈会上,曾彦修还谈到了他自己对双百方针的认识,可说是很深刻的反省:

“毛主席提出有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反对或者不赞成‘二百’方针,我起先想自己大概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不少座谈会,写了一些短文章来反对教条主义,拥护百家争鸣。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一接触实际,总给‘人民出版社’的牌子束缚着,不戴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词句外衣,不能进人民出版社的门。所以,我只是形式上同意了,实际并未同意,要划起来是在百分之九十以内的。我们当然不敢公开抗拒中央‘二百’政策,但实际执行结果,由于水平低,而是属于百分之九十内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曾彦修一人的思想,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也是这样一种心态。

在主观上,感觉到自己是能够接受新方针的,可是多年的习惯,又使他只能在旧的革命轨道上运行。曾彦修能够看出这一点,并且把自己划入百分之九十之内,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他想得比一般人深。

正是多数干部的这种思想状况,决定了当年试行新方针只能以失败告终,百家争鸣只能一变而为两家争鸣,再变而为反右派斗争。

这样的角色只能演出这样的戏剧。

再说曾彦修,他当年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他还说了一些更要命的意见。

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发表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

其中说了这样一些意见:

“我个人深深感到人社内部党群的界限和鸿沟达到了原来意想不到的惊人程度。……最近一周感到沉重,内心也感到很痛苦。痛苦不是因为揭发多,可怕;而是痛苦在于自己过去认识不够,没有想到支部在群众中这样孤立,群众对支部已到敢怒而不敢言的程度;痛苦在于:我们进城八年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具体到社支部,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虽不是说‘民怨沸腾’,但已有些‘怨声载道’。”

“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未得政权以前是革命的,批判的,对现状不满的,入党时是参加革命,抛弃名誉地位享受。但执政以后部分同志特别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产生了保守主义(不是指一般工作保守),要把持政权,思想深处要保住我自己相当地位和身份。……因为他已得到某种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这样就使得有些人不求进步,不听取意见,暮气沉沉,(我自己也是一个)这种保守主义与宗派主义分不开。从人社支部很多同志身上都看出来这些东西与共产主义革命家不相容,广大群众是从同甘共苦,广阔胸襟,自我牺牲来要求我们党员,广大党员没有做到,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再说一句,所有这些,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

这种认为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受到腐蚀的意见,曾彦修说过不只一次,他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这意思。

这可糟了。

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话,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曾彦修的这篇答黑板报记者问,还得罪了人民出版社出版部赵主任和行政处王副处长。

黑板报记者问曾:

你对有人提出停止赵、王二人学委一事意见如何?

曾答:

赵民愤很大,各方面揭露他专横主观很厉害,从这严重毛病看,他不当学委可以。

王是使人怕(我知道陈原、范用等都怕他,我也有些怕),因为他会整人家。

他作风不好,党内外有意见,是突出的。

至于王当不当学委的事,曾彦修倒认为,作为长期支部书记行政处主任,他知道许多事,工作也需要他参加,他应在工作中改正错误,通过听取自己工作造成的矛盾边整边改。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首都出版界连日召开座谈会批判曾彦修。有人质问他:为

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

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么?

有人分析说:

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在人民出版社,也开会批判曾彦修。

有人批判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说的“怨声载道”,“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 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

还批判了他引用的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骂党员腐化了这事。

王、赵也都在批判会上积极发言。

如果说,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者中,有的只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得不作出听党的话的姿态,那些曾彦修得罪过的人就不同了,这反右派斗争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攻击了从苏联学来的出版体制。

他说:

“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是孤立起来的。出版和发行分家,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例如:书店营业员不了解书,一位支店营业员自己爱拉胡琴,就进了一些拉胡琴的书,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进了不少,在一个县里像《怎样写博士论文》的书也进了等等。”

“出版与印刷的分家据说是为了印刷的统一。现在是否真的统一了吗?没有。实际上文化部只有统几家直属出版社的本事,而非直属出版社大都有自己的印刷厂,地方上问题也好解决,苦就苦在直属出版社的头上了,印刷排不上队,出书很慢。”

蓝钰还对出版社专业分工表示了怀疑,以为有些作家的稿子就无处出了,各出版社踢皮球。

他还以为,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除掉国营而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如果不开个口子,矛盾始终解决不了,还要发生问题,不如让搞一些私营出版社。他还主张开放同人出版社。

他的这些意见,在首都出版界的座谈会上,在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座谈会上,都受到了批判。

出面批判出版界右派分子的最高级官员, 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 他发表了《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一文,其中说:

“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冈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

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

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

他们特别攻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张。”

“右派分子否定出版工作计划化,反对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强调所谓‘民主’‘自由’,提倡读者要什么出什么,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 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笔者再次提醒读者注意,笔者之所以原封不动摘抄上面这段文字,目的不在取悦或忽悠读者,只是想善意地提醒他们中的某些人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用膝盖去思考问题。

这些人中,有人想替“右派”喊冤,却不知冤在哪里?

有些人想反毛,却同样不知道毛泽东错在哪里?

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反右”斗争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真的错了吗?

我看言之尚早。

同样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想想百年苏维埃如何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年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平安地迎来她的百岁生日吗?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冰雪红墙 46》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