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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4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6 点击数:379次 字数:

45

 

毛泽东614批评《文汇报》 的文章中,说“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

例如《大公报》,就在75日刊出了编辑部关于几个错误报道的检查。

一篇是《内蒙古采访扑空记》。

内容是该报记者到内蒙古采访,要求组织一些单位负责人开座谈会,向国务院提意见,被内蒙古宣传部拒绝,会没有开成的事。

这篇检查说,内蒙古宣传部不同意开这样的座谈会,是正当的措施,而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刊登,反映了在大公报内存在着的“无冕之王”思想。

“你接见我,是新闻;你不接见我,也是新闻。”

笔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以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又如“六一”儿童节关于北海幼儿园的报道,同时还配发社论,提出了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主张取消招收高级干部子女的特殊的学校和幼儿园,以为这是“拆墙填沟”的措施,希望一定办到。

这篇检查说,这是主观的、片面的、不负责任的采访和言论,实际上起了“点火”和煽起人民不满的作用,是错误的。

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以自己30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不仅有版面上的问题。

一些《大公报》的老人,对于中央确定《大公报》以财经为主,同时进行国际宣传的全国性、政治性报纸的方针是不满的,他们希望恢复旧《大公报》。

有些人贴出大字报要求让徐盈、彭子冈回来。在这一场斗争中,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因为支持这种主张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不久以前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还同王芸生等人作了题为《怎样办一张社会主义报纸》的联合书面发言,检查了《大公报》报道中的一些错误。

宣布袁毓明是右派分子的文章中也无一字提及他同这些报道中出的问题有何关系,只写了他支持了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阴谋。

副总编辑、在旧大公报干过二十多年的赵思源,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以及萧离、顾国权等

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早已调离大公报的徐盈和彭子冈,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中国青年报》也作了检查。

一件事是“57发表的本报摄影记者洪克同志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是一篇有很大片面性的报道”。

这是关于“左叶事件”的第一篇文章。

因为它轰动一时,这里稍微详细说一说。

那是在苏联伏罗希洛夫访问北京的时候,417要去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

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负责为国宾带路和维持秩序。

当时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拉开挡住了镜头的他,他生气了。

据说,他说了“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

又据说,当场就有好几个记者扯下记者证以示抗议。

《中国青年报》发了洪克的文章以后,第二天《文汇报》又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报道此事,同时配发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其中尖锐地提出: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改变。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510 《人民日报》 副刊上也有了此事的反应,其中包括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

到了反右派的斗争中, 对于这一事件必须有一个另外的说法了。

713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会长邓拓主持下开会调查和分析此事之后,宣布原来报道失实。

左叶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他承认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而不承认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句话。

在场的一些农业部人员也都证实,只听见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的话,却没有听到“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

邓拓在会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袁水拍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

我不经调查核对,就写了这篇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添火力的东西。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在风浪中有了动摇,做了一件损害党的利益的错事,我非常痛悔我所犯的错误。

梁汝怀和方成也都作了检讨。

814《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说“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凶狠、最恶毒。

社论提出,在目前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但要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要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还提到了该报编委刘宾雁和记者陈伯鸿合写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 (载513《中国青年报》),说这“是一篇对党对文化艺术领导恶毒污蔑、煽动向党进攻的反动文章。

在这篇通讯中,把目前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状况,形容得甚至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不如”。

究竟它是如何反动的,不妨看一看原文:

“在这号称中国话剧运动发源地的上海,一个人一年里买到一张话剧票竟被认为是件大幸事,而唯一的话剧团体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又闲得发慌;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

“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学艺术?人们的指责是:过去党的领导忽视文化艺术以及创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本能创造出繁荣创作所必须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送往迎来的活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创作。某些领导机关把文化事业当作工商业来办,关心最多的是财务计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

“要领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这个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作曲家黎锦晖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是否黄色歌曲,对这一问题表示意见自然更比指导一个工厂的增产节约运动复杂得多。此间文艺界人土所以怀念陈毅同志,就因为他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没有一般的艺术兴趣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一位作家说,假如党市委委员都看看小说,那就是作家荣幸的事了。”

“人们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问题。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汇报》讨论自己的问题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满城风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

人们认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也有人仍然怀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这种沉默和另一种沉默是分不开的。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们记忆犹新。”

作者提醒读者注意:

以上文章虽是原文,却是节选和摘录的。

由此,《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从这篇通讯中摘录出一些字句,然后加以分析批判,说“这篇通讯形容党的领导干部是一群连小说都不看的、缺乏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的人”,提到鲁迅抗衡周扬,是“明目张胆地煽动向党进攻、煽动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说有许多人还不肯说话,就是“这篇通讯对当时上海右派反动言论泛滥的状况犹嫌不足”,说一些负责干部不说话,就是“攻击党的领导没有向右派反动言论投降”。

通讯中可以批判之处可说是都批到了。

只是还剩下一条没有批判。

那就是怀念陈毅。

怀念前任的陈毅,就是开罪现任的柯庆施。

这柯庆施,可是得罪不起的。

这篇检查说:

“在编发这篇通讯的时候,报社领导在当时是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株毒草,是有意让它放出去的。我们的错误是放出去之后,迟迟地甚至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很久以后,还未给予批判,使毒草没有得到及时的铲除。”

这样一定要把事后诸葛亮说成未卜先知, 却有一个困难。

因为,这513日见报的文章,发稿时间最晚也是12日,而据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通知将要转变风向的第一个文件,是514发出的。

本书第四章已经说过,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是518日晚上才被告知这个新精神的。

很难相信这篇检查在这里说的是真话。不过如果把这看作对柯庆施的交代,说明发稿时即知道是毒草,却是可以理解的了。

刘宾雁不只是一位记者,更是一位作家。

一年前他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等,抨击时弊,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作品成了重点的批判的对象。

这些在本书下一章里将要谈到。

最后说一下《人民日报》。

前面说过,410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

《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多半是同中央的精神唱反调,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

也幸好是这样,到了反右派的时候,《人民日报》才没有什么大过错。

当年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在多年之后回忆说:

“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的,只是他比较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席的讲话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的修改。

所以,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

在反右斗争开展以后,他悄悄对我说:

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被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

尽管邓拓是这样的态度,人民日报社还是划出了29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东方部主任蒋元椿,漫画家沈同衡,特别是几年前受到毛泽东赞许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杨建中)也在内。两位副总编辑杨刚和黄操良,都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身死。

有远见的邓拓以他的沉着,保全了报纸,保全了报社的一批干部,却没有能够保全他自己。

紧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大跃进来了。

就在这“举国高潮浪接天”的时刻,毛泽东不再需要书生或者说死人去办他的报纸。

1958年末,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离开了《人民日报》。

几年之后死于非命。

毛泽东在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提到: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第一次会是5月开的。 那时正是鸣放高潮,空气是批评缺点和错误。

党内外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少。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定义: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

这个定义不完全适合我国目前情势了。

因为一、1901年是革命前,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期。

我国现阶段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二、过去在解放区的时候,都是工农兵,现在读者包括知识分子,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

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和兴趣。

除了指导性和鼓动性的题材外,还要有些别的。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的教条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思想性。

因之不能满足他们,产生矛盾。

又如《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

一、公文指示多,

二、教训口吻多,

三、首长言行多,

四、有些话不便于讲,

五、有些话不敢讲,

六、有些话不准讲。

他把《文汇报》、《新民报》等等称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

赵琪认为,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的国家里是没有新闻检查的。但即使没有新闻检查,主管部门的教条主义,认为这不能发,那也不能发,结果压死了很多新闻。

而这些新闻却是客观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为社会所关心为人民所注意的。

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

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吏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

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

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

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

他还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新民报》的邓季惺说,各级党报和其他机关报的资金来自国库,领导权则属于各级党委,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由这一性质,决定着报纸的功能,主要还是从上而下传达政策方针,指导各个工作部门和人民群众在某一时期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至于下面不同阶层的群众的需要,读者的爱好就不能照顾得很周到了。

如果要为百家争鸣提供更多的讲坛,为百花齐放提供更多的园地,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利用报纸来进行监督,为广大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除了更加办好现有的几份非党报纸以外,我认为各地还应该多办几家集体所有制报纸。

《新民报》的陈铭德也指出了当时报纸的一些缺点,提出了办同人报的建议。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座谈会上诸如此类的一些发言,就是毛泽东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是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

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

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

提出这种主张,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从624日起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空气变了。

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

陈铭德说我忽视了社会主义报纸作为集体宣传者、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主要功能,又把几年来一些报纸的可以克服的非本质的缺点看成了本质的缺点,因而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建议,这反映了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在开始反右派以来,我认识到这个错误。

我现在声明撤回这一建议,同时我还要继续检查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

邹震检讨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 

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大“鸣”大“放”以来,他认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

邹震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

他所叫喊的要中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是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他把新华社的稿件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放第二把火。

邹震还交代了他在新华社内部的一些反动言行, 并表示愿意悔改。

当然,也有右派分子的负隅顽抗。

例如郑白涛说,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 可以小骂大帮忙。

他认为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组织出来”的。他还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报纸不必要转载,《纽约时报》的社论美国其他报纸就不转载。

他还说储安平派《光明日报》 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不能算到处点火。

顾执中在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发言,据这篇报道说,他大量引用了加里宁、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某一年关于工作的指示,但是尽量避免涉及自己最近发表的关于宪法、言论自由和新闻工作问题的种种言论。

他在谈到阶级性时,他说《光明日报》前一时期的错误只是储安平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来办报,《文汇报》的错误主要是犯了编排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毛病。

这第二次会上多数人的发言却是批判右派的。

《人民日报》的沙英批判了莫如俭等的“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的言论。

沙英认为,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原则不仅适合于革命时期也适合于建设时期。

他说,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用报纸对人民进行组织教育,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而且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利用别人就要利用,《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

沙英说,我们根据列宁的原则和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办报,当然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的搬用,但立场、观点是不能变的。

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中国新闻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

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甚至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和在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

他认为目前报纸上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

他主张办“同人通讯社”,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新闻社的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

中国新闻社的何耕新也批判说,郑白涛口头标榜新闻没有阶级性,但是他在工作中却非常有阶级性。

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主张马上发消息。

李康年的定息20年的建议他立刻编发了,李后来撤销这建议,他却不发。

看到报纸反右派的言论他就唉声叹气,对反动作品《花丛小语》他就到处向人宣传。

他所管的对外用的稿子几乎和资产阶级通讯杜记者写的一样,片面地说我们经济困难、原料不足。

他对我们实际是大骂而不是小骂。他口称新闻要像语言一样普遍地为各阶级服务, 实际他却是坚持反社会主义观点。 

《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批判顾执中,对于顾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的谬论进行了驳斥。

方汉奇援引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说明解放前中国新闻的历史,是一部记者之血的历史,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被杀害被监禁,无数的报刊被封闭。

在旧中国只有一小撮的统治者有言论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我们新中国的报刊是新型的报刊,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每个劳动人民都可以通过报纸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批评。

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反革命、地主的言论自由的。

在座谈会上,有更多的人对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等人作了更多的批判,那是不用说的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还说,“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这些教师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他在1956年发表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一书,在其中“报纸的性质”一节中有这样一些提法:

“报纸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的本身。

报纸与法权在性质上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只能建立一种法权,报纸则多种可并存,法权具有强制作用。

报纸与政党不同,政党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即行消失,但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人类即有了解情况的需要和行为,所以没有报纸只是因为条件不具备,在政党消灭后报纸仍应存在。”

“就报纸刊载文字内容论,多数文字有阶级性(气象预报、自然变化、自然科学知识等则没有阶级性),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就其为读者获得的方式论,是任何人以至敌对的阶级均可以一定代价获得之商品,与情报、内部文件不同,亦与标语、传单不同。”

“任何政党的机关报具有两重性,报纸产生于政党形成前,是政党运用社会已存在定期出版物的工具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政党机关报:一方面是受政党机关的意志约束,力求使报纸按政党的意志影响读者,另一方面又保存了政党利用前的报纸性质——人们借以了解新闻的印刷商品,是两个方面的相合的。‘办报卖’与‘买报看’两方面的结合。没有读者的报纸则根本不能发生机关报的作用。”

“党报和一般报纸一样,获得报纸必付一定代价,通过买卖关系达到宣传对象手中,与标语、喊话不同。”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说的,也就是这样一些意见。

他说,有些业务部门

不懂宣传原理、报纸的性质,一味的要求在报上给他本单位发工作指示。把报纸变成各机关的联合布告牌。

他说,有些单位盲目“保密”,据新闻日报说,呢绒涨价,

商店橱窗标价都改过了,主管部门还要保密,不让报纸报道。谈到党委对报纸的领导,王中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

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

党委不仅是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

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

王中还提到《新民报》,他说,在过去, 《新民报》 的方针是指导文化工作,结果销数不足三万份,很难维持。

“百家争鸣”后,就走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道路,就马上上涨,最高到20余万份,绝大部分是零售和个人订阅。 (现在因纸张困难, 压到十三四万份)上海都排队买《新民报》。

王中提到,有人以为《新民报》的变化是值得新闻学的理论上加以研究的。

王中的这些意见在会上遭到了批评。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长安岗批判说,这种新闻学观点在客观上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某种程度的策应作用,模糊了人民报纸的战斗方向。

王中认为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说什么报纸只是有商品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

还说什么报纸是“买后才有用”,说报纸要在买卖这一点上“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正是在这种观点上,王中就为上海《新民报》捧场。

安岗说,我们的党报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人民绝不是买卖关系,王中等的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 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邓拓批判说,王中是一个有纲领有行动的党内右派分子,他在人民革命刚刚打垮资产阶级的新闻阵地后不久,就捡起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的武器,在新闻战线上为资产阶级保留,向党进攻。

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早已背叛了党和人民。王中在向党进攻时,并且把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他的阵地,以支持他的反动论点的复旦大学学生作为他的队伍。

邓拓说,由于王中在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时,制造出来了一套取消新闻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并且到处贩卖他的谬论,为资产阶级分子张目,因此,王中向党进攻的性质,就要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加严重,更加恶毒。

邓拓说,王中现在已经面临着政治上完全毁灭自己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他在回到上海后的继续交代中不能正视这一点,他就将彻底地自绝于人民。

当年,新闻界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主张,也有一些人因为真想去办一张同人报纸而成了右派分子。 

这里插说一件本书作者直接知道的事情。

1957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了湖南,他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其实这并不是谭本人的意见,这是4月间上海局在杭州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的插话,谭是在会上听来的。

这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去了。

尽管他并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意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

1949年长沙刚解放时,民盟是有过一张《民主报》的,出刊不久即停刊。

杜迈之听到谭震林说了这话,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来,当时《新湖南报》有几个编辑记者也对此事表现了积极性,愿意同杜迈之合作。

反右派斗争开始,这几个人就成了新湖南报社第一批右派分子。

一场反右派斗争下来,新闻界划了多少右派分子,这里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可供参考:

“据9月底的初步统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教师报、健康报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湖南、广西等二十二个省(市)和省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编辑部门,在报纸上进行了批判的右派分子就达二百一十二人,其中有十二人已经窃据了报社总编辑的领导职位,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新闻报副总编辑陆诒等等,都是新闻界十分恶毒的大鲨鱼。”  

212人是报纸上进行批判了的, 79中共中央的一项通知,在报上点名的右派骨干分子只要右派百分之十左右,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 不要登报。

倘若按照这个比例计算, 报上点名212人,应该是划了2120人左右。

再说,这一统计截至9月底为止,这时这一场斗争并没有结束。

即以本书作者所在新湖南报社而言, 9月底划出的右派分子才二十余人,还不到全部划出的右派的一半。

到斗争结束时,全社划出的右派分子是54人。

笔者提醒读者注意:

请你们记住以上这组数字,毛泽东“反右”,在全国抓了2120个右派分子。

或许保守了一点,可以再乘以二或乘以十。

也请你们记住以下这组数字:

邓小平搞“严打”,全国一下子杀掉了三千万,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的亲孙子也未能幸免于难;“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三个亿,那些胎死母腹之中的婴儿,他(她)们究竟冤不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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