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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4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5 点击数:356次 字数:

44

 

这篇社论的意义远远不只批判一两张报纸,它是正式向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宣战的檄文,是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这一篇社论里,毛泽东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可以公开的部分作了概括的说明,并且称之为“阳谋”。

毛主席说: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867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毛主席提出香花和毒草的划分,并不是什么哲学范畴,而是实施阳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

72,《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完全接受了《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评,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6月份的自我批评,是徐铸成写的,他写得很吃力,不知道如何落笔。这篇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就不必他费心了。

已经另外有人执笔,而且还点了他的名:

“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社论还表示,《文汇报》正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而且今后还要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3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发表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 2日和3日的《文汇报》 上,还连续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发表的言论和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文汇报》这篇连载两天的“初步检查”长一万多字,内容很多。例如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表示过赞许的,现在,却检查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组织了电影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特别是刊登了朱煮竹所写的《为了前进》和转载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电影的锣鼓》。这两篇文章,将人民的电影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讨论期间和以后,有同志向本报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注意这种倾向。然而,忠言逆耳。编辑部没有重视。”

还检查了对罗隆基发言的处理。

 318罗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当天浦熙修主持的北京办事处以专电发来,第二天就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发出。

罗的这篇题为《加强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本书第二章已经作介绍。

现在《文汇报》作检查,以为其中“批评党员,不管批评得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这些话是以煽动的口吻说的,是“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开路”,而《文汇报》的这样处理,就是“积极支持了罗隆基的这种谬论”。

毛泽东写的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说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点火于基层”,于是《文汇报》的检查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说:

“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做法,还表现在到处点火,进行煽动性的报道。”

“点火的范围,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而且还要点火到基层。”

还举了一些报道方面的实例。

例如柯庆施在市委宣传

会议上说的目前基层暂时不整风,可是在报道的时候没有将这意思在标题上表示出来,却刊出了右派分子王造时《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的发言。《检查》说,王的这一篇是“企图打乱整风步骤,主张在基层‘放火’的文章”。

王造时这篇发言的要点,本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了。

看来他最犯忌讳的是这样一段话:

“到今天为止,来自基层的呼声,还是稀少而微弱得可怜。我们难得听到成千上万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呼声;我们也难得听到各机关小职员及各店铺小商人的意见;尤其是我们还难得听到干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的心头话。今天我们可以摸出一个放鸣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弥漫。因此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应当把这放鸣运动及时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门的基层单位上去。”

在这个问题上,《文汇报》的这篇检查还说:

“除原已有记者或特约记者的北京、重庆、广州、南京、新疆等等地区之外,又派出了记者到杭州、镇江、扬州等地点火。编辑部还指示各地记者召开教师座谈会,向教育部‘提意见’,进行过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而在每一个地方放火,差不多都和当地党委闹对立,把党委说成是‘高墙仍在’、‘缩手缩脚’,把当地的政治空气描写成‘似暖还寒’,没有‘春风’,‘密云不雨’,‘未揭盖子”等等。形成打击党的领导,制造紧张空气。”

这些在外地记者的活动,《检查》说:

“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

毛泽东撰写的这篇社论,不仅提出了“《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而且提出了他们之间的组织系统问题。

社论说: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文汇报》的这篇检查也接受了这个批评,说:

“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开始不接受这个批评。

76《人民日报》报道说:

“在74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 。”

710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她终于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

她说:

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4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

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

“《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

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

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

《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

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 的方针。

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

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

“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

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

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检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

“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地认为在中国还应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问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5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63号又出国了。 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 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他承认了同文汇报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对于毛泽东在社论里说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罗隆基排出日程表来为自己洗刷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中还提到:

“徐铸成在本报复刊的时候,将两位党员负责同志赶走,作为他的‘拆墙经验’。对此,不仅津津乐道,还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发言内容; 还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出。

这里说的,就是那篇《“墙”是能够拆掉的》,本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现在已经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几个月前被“赶走”的两位仁兄也就可以出来讨还旧债了。

72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据《人民日报》报道:

“被徐铸成等从文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

并举出了一些事例。

因为不但有公愤还有私仇,发言者当然就有更高的热情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中是将《光明日报》与《文汇报》相提并论的。

他批评的,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内”即储安平任总编辑时期内的《光明日报》。

在这以前,这张号称民主党派的报纸,并没有显现出与共产党党报不同的面貌。

这样的报纸当然不会受到批评。

而在68储安平辞职之后,

报纸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了。

所以71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就不再批评它: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储安平主持《光明日报》编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却是当年的一件大事。

他是41到职的,头3个星期,他只在编辑部“了解情况”。

419,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党组。

储安平这个时候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

据《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发,储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是:

“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有人问他:

“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他说:

“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

后来,715,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可以看到他这时间内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认为是错的。

第一件错事。

这篇《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不满。

《检查》说,九大城市座谈会是储安平亲自指挥的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他在章伯钧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没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请示,就作了布置。

在记者出发前,储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记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来有不满情绪而又敢于说话的人参加座谈,有一个记者曾经向储请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无事可鸣”,有些人虽“敢于鸣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

储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请后者。

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图利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利用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来为“章罗联盟”的阴谋打先锋。

这里,对储安平的意图可说是作了很深刻的分析。

不过,这篇《检查》实际上还告诉了人们,储安平并不是一位真正享有权威的总编辑,他的“指示”是可听可不听的。

《检查》说,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储安平就指示驻上海记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谈,可是驻上海记者并没有接受这个指示。

又一件错事。

54那天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的社论。

《检查》说,这篇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是“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

为什么呢?

《检查》说,

“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

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 ,这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

“双百方针”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破除一种新的蒙昧,也可以看作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说“双百方针”继承了五四传统似乎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而在这篇《检查》的执笔者看来,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这“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竟是一个反动口号了。  

又一件错事。

《检查》说,在这一段时期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座谈会发言中,把叫嚣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

幸好《检查》的执笔者还没有说储安平造谣,因为它接着说,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受重视,发挥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土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问题是夸大了这些个别现象,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又一件错事。

《检查》说,是526发表的《北大开辟“民主墙”》。这是储安平跑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的。

总编室主任高天提出:

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

储安平说:这我不管,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诸如此类的错事,检查出了不少,这篇《检查》长达一万六千余字,摘引起来不胜其烦。

这里再讲一件,即他任内反映在报纸版面上的最后一件错事。

69报纸上发表了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也就是被郭沫若称之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这已经是大错了。

错上加错的是,同时还配发了短评。

这篇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认为,民盟的这个文件表明,“民主党派在协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是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同时,也可以看出:

民主党派在参与国是,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

短评还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看这一文件:

“过去,民主党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曾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但很少是通过各级组织广泛征求意见,经过集中研究后提出的,显然,现在这一作法,在发挥组织作用上是大大提高了一步。”

《检查》认为,“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

对于短评提出的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组织来活动,来参与国是这一点,《检查》未作为分析批判,其实这是很触忌讳的一点。

这《几点意见》和短评69见报,前一天下午储安平已经辞去了总编辑职务,这应该是他签发的最后稿件。

对于储安平个人来说,比较起来,人们并不很注意他在《光明日报》的错误,而更注意61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党天下”的发言。

67,《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出批评储安平的大字报。

他说:

“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到了68《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看情形不能再工作下去,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

储辞职之后,即由总编室主任高天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很快地,在毛泽东撰写的“七一”社论中,就承认它又“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11 11日, 《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

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

这样,无产阶级就从资产阶级右派手中夺回了一块重要的新闻阵地。

毛泽东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涉及了《新民报》。

社论说:

“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

社论还拿《新民报》将《文汇报》的军:

“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

说《新民报》 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就是说并不是没有错误。

例如,519《新民报》关于民盟司法座谈会的报道,中间就有王造时说的中国现在是“人治”不是法治,有李国机说的”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还有人说了“字都识不了几个的人就可以当审判员,审判员不会写判决书现在是一种普通现象” 等等。

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报道,新民报编辑部在624邀请上海一部分司法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逐一反驳519报道中的意见。

又如,《新民报》520发表杭州专电:

《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说:

“跟上海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

“省委至今还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提意见。”

21日发表《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说:

“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伯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在进行,和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

后来,新民报编辑部主动检查,承认这“是两篇歪曲真象、夸张失实的报道”。

这篇检查说,事实的真象是:

“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始大家对‘鸣’、‘放’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讲话后,浙江省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老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

从这个更正看来,报道中没有说明那些座谈会提意见少的原因:

原来是正碰上伏罗希洛夫来访!

这里附带提一下:

这篇检查中同江华并列作为重视鸣放的领导人的沙文汉、杨思一不久之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这里说他们“虚心征求大家意见”,被认为是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新民报》作检查的时候还是将这作为领导干部支持鸣放的事例,来证实原来说的“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是错了。

628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刘贯文批评了5月份《新民报》所载林放(新民报社长赵超构笔名)的几篇杂文,认为《没有圈圈》是说大鸣大放不应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先锋何在》是说现在的新闻自由还不及过去的新闻自由;《土官僚》是主张打乱党的整风步骤,要求把整风推向基层。

刘贯文说,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光明日报》、《文汇报》是在放火,《新民报》起码也早在为这些放火者煽风。

72的新闻工作座谈会,赵超构检讨了《新民报》的错误。他说,《新民报》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主要是工人阶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

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

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

赵超构还检讨了他说过的“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的错误,现在他认识了,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

他表示要接受教训,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

他这检讨其实是经不起仔细分析的。

你说你的错误是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

这岂不是说所要坚持的基本方向是同报纸特点相矛盾的吗?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强调报纸特点就是修正主义,而这种基本方向是只有抹煞报纸特点才能坚持的。

《新民报》作检讨过关的事,巴金在《随想录》里说起过。

那时,赵超构跟巴金都是四川省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时,住在前门饭店相邻的房间里。

多年之后巴金回忆说:

“杂文家(指赵超构)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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