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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4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5 点击数:382次 字数:

43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是一张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

193711月上海沦陷。一些报纸不愿

接受敌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

一些有爱国心的报人于19381月在沦为“孤岛”的租界创办了《文汇报》。

这张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立场。

出刊才半个月报社就挨了炸弹, 炸死一人,伤二人。

19395月终于被迫停刊。抗日胜利后复刊。

1946年内战爆发, 《文汇报》即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方面,因而于19475月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复刊。

可是,到19564月,它又一次停刊了。

第一次停刊,是被迫;

第二次停刊,是勒令;

而这一次呢?

却是“自动宣布停刊”的。

这一张很有特色很有读者的报纸为什么要“自动宣布停刊”呢?

当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停刊之后,整个报社的工作人员都到北京去参加《教师报)的工作。

那时教育部要模仿苏联,出版一张《教师报》,这一批有经验有才能的报人正好派上用场。

教育部要办《教师报》,不去另外调集人员,却这样成建制地接办改组一张现成的报纸,想一想就知道这里面必有文章。

事实上也确实是因为这时《文汇报》

已经有一点办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觉得办不下去了呢?

徐铸成说了当时的情况:

“解放之初,我在北京是了解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报纸一向采取改造和逐步消灭的办法,特别在彭柏山当宣传部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文汇报》和《新民报》 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

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高压下,《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

听说消灭《文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徐铸成却说:

“我名义是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同志是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但是实际上,说好听一点我们也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坦白说,我是长期以来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的讨论,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意图?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 

这一位党员副总编辑1955年调来的时候,曾经很坦率地对人说:

“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  

徐铸成在这里说的是彭柏山应对此事负责。

1989年说的却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上海的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

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说法其实是可以调和的。

柯庆施提出了消灭《文汇报》的任务,担任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就提出一个实现这任务的方案。

上海是多了这张报,教育部正要人办张报。

这样移花接木似乎是一个两全的主意。

只是到了具体实施这方案的时候,彭柏山早已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打倒,不能再过问此事了。

当年徐铸成只能以被打倒了的彭柏山为靶子,直到柯庆施死了并且被否定了之后,才能将责任归到他名下,

这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可悲的处境。  

正当《文汇报》在上海停刊,《教师报》在北京出刊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这时候停掉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真不是时候。

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几乎是《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

复刊《文汇报》这主张,是毛泽东首先想到,或是别人想到向他建议,弄清楚这一点并不重要。

总之这主张必定是他赞同的。

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

当时徐铸成向张际春提出的一些要求,后来也得到了满足。

例如在人员方面,他要求把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钦本立还给《文汇报》,要求把一些原在《文汇报》工作过的得力的编辑记者从各处调回来,要求把那两位无法合作的仁兄调离《文汇报》,这些都做到了。

至于要写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费踌躇。他想,中央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它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他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

邓拓说:

“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到来。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 在这方面《文汇报》 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说的这些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

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不久,中共中央也就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特别写明:

“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101,《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从7月上旬开始具体谈论这事,到出报才花了两个多月,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是不多见的。

这一方面说明徐铸成这些人是干事的人,特别是复刊《文汇报》这事使他们兴奋,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

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共中央迫切希望这张报纸复刊,把这事作为推行新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因而给予种种便利,排除种种障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这一条,决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办成一件事情的。

《文汇报》一复刊,徐铸成立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这不但是他的事业,而且可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一定要办出一张他理想中的报纸来。

后来他以颇为自得的心情回忆复刊一段时间的情况说: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  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这里说的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是她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一本新书《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写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

范长江看了这书,推荐给徐铸成翻译连载。

那时中国还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

是《文汇报》上连载的这篇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第一次让人们比较详细地知道苏联的肃反是怎么一回事。

从而也引起读者思考1955年中国的肃反运动。

说点火,这篇作品也起了点火作用的。

1956年底到1957年初,《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发表了钟惦棐(署名朱煮竹)的《为了前进)、转载了《文艺报》的评论(电影的锣鼓》(也是钟惦棐执笔),还有一些别人的文章,尖锐地提出了电影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受到猛烈的围攻,于是报纸只好发表了一些肯定电影工作几年来的成绩的文章。

19573月徐铸成应邀赴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当面夸奖他:

“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

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前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毛泽东这一次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的情况,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详细说过了。

徐铸成听了这些谈话,兴奋,陶醉,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感。

他决心把报纸办得好些,

更好些,要办出一张使毛泽东更加中意的报纸来。

于是,他向毛泽东请示:

在宣传“双百方针”的时候,怎样才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错误。

后者也就是后来说的资产阶级方向。

这个错误,是徐铸成力图避免的。

刚刚参加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3月下旬,徐铸成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副团长, 在苏联访问了44天,于5月初回国。

他一面访问,一面还是惦记着自己的报纸,事后他回忆说:

“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傍晚,我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我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访苏归来,在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徐铸成还去访问了邓拓。

邓拓对他说:

“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了。”

徐说:

“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

邓说:

“这些是小毛病。”

可见,邓拓这一位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对于这一段时间里《文汇报》的宣传方向是肯定的,有毛病也不过是小毛病。

第一个批评《文汇报》 宣传方向的是姚文元。

610的《文汇报》刊出了他的短文《录以备考》,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的不同处理。

例如,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时的讲话,《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作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的处理,而《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

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又例如,李维汉在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姚文元注意到,《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

姚文元说:

“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

他当然是个明眼人,从这里看出了“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这篇文章正合了毛泽东的需要。

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它,并且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这篇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认为:

“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

毛泽东还夸奖说:

“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

这里,毛泽东对《文汇报》批评的分量应该说是够重的了。

徐铸成的反应,以为这同他个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很大。

后来他回忆说:

“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

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 我就到苏联去了四十四天, 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

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

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

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

“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

这样的检讨当然过不了关。

毛泽东说:

“《文汇报》在614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自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

又说:

“《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 它在614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他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

毛泽东的这些话,见于他为71《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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