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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4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4 点击数:335次 字数:

41

 

与波兰事件相比, 苏联在最初处理匈牙利危机时 (102324) 反应迅速, 决策果断。

这里的问题是, 苏联出兵镇压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中国当时是否知道莫斯科的这个决策, 中国对苏联这次军事行动持何种态度。

如果拉科西“退休”时, 苏联和匈牙利党能够及时选择像纳吉或卡达尔这样的改革派人物出来主政, 匈牙利的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可惜, 莫斯科接受了拉科西极力举荐的格罗, 而格罗的思想路线与拉科西完全一致, 其结果使匈牙利的动乱局面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更加剧烈。

格罗执政后竟然到苏联休假长达两个月, 回国后不久又带领主要中央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 直到 23 日上午才回国, 国内问题交给布达佩斯市委第一书记科瓦奇全权处理。

而手足无措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被迫做出的一个又一个让步, 总是比情绪激昂的群众运动和舆论要求晚半拍, 以至危机步步逼近。

10 6 日为拉科西大清洗最著名的受害者拉伊克举行重新安葬仪式, 送葬群众队伍多达 20万人。

这是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表示对现政权的不满, 而政府的默许也使民众从心里感到自己有力量对抗当局。

特别是当官方的新闻影片中出现纳吉参加送葬的特写镜头时, 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10 14 日《自由人民报》刊载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议:

为纳吉恢复党籍。尽管决议仍称纳吉犯有错误, 但同时刊登的纳吉给党中央的信件却使人感到错误不在纳吉, 而在党的路线和政策。

这时,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已经预感到, “过些时候大概不得不让纳吉进入党的领导 —— 中央委员会, 也许还要进入政治局, 因为在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

而纳吉一旦进入政治局, 他可能就是‘局势的主宰者’。”

16 日开始, 布达佩斯等匈牙利各大城市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拒绝斯大林式的治国方法, 坚持按民主原则改革政治体制, 立即从匈牙利撤出全部苏联军队, 罢免在斯大林 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 审判拉科西, 等等。

学生的要求得到党内改革派和城市多数居民的支持。

10 23 , 学生、工人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纷纷游行示威, 愤怒的人群拉倒了象征苏联统治的斯大林铜像, 人们拖着被切割下来的斯大林头像在街上奔跑, 情绪十分激奋。

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变成了难以控制的骚乱。

是日晚 8 , 格罗发表广播讲话, 认定这次运动是“敌对势力”企图“颠覆工人阶级政权”和“破坏秩序”, 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挑衅活动”。

这不啻火上浇油。

一些试图冲进广播电台大楼、宣读游行示威者纲领性要求的青年与国家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

这时, 抗议行动开始带有武装暴动的性质了, 游行示威者从派来增援守卫大楼的部队以及民防仓库和地段警察局那里抢夺或获得武器。

午夜时分, 匈党中央下令实行镇压。

鉴于布达佩斯不稳定的形势, 苏联驻匈牙利的华约部队 —— 特别军早就制定了应急预案。

1956 7 , 华约部队参谋长安东诺夫到达布达佩斯检查部队情况。

随后, 驻军参谋部在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下制定了一份“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 代号为“波浪”。该计划包括一项特别指令, 规定了在必要时苏联军队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 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机构及人民军的合作方案, 以及可以利用的武器装备数量。

随着局势发展, 10 6 日至 19 , 安德罗波夫与特别军负责人多次举行会晤, 研究部署和准备工作。

21 日特别军领导人又检查了各部队出动前的准备状况, 同时在苏联边界也采取了防止匈牙利局势失控的措施。

由于 10 月中旬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分别给苏共中央和总参谋部发来关于匈牙利形势的紧急报告, 10 2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 已经考虑派米高扬前往匈牙利, 以及召回正在各地支援秋收的部队以利战备的问题。

特别军参谋长马拉申科于10 22 日夜晚抵达布达佩斯, 了解局势的变化情况。

苏联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苏军副总参谋长马利宁也于 23 日赶到匈牙利。

而此时, 匈牙利军队却显得犹豫不决。

19 , 国防部长巴塔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同时批准为应付布达佩斯出现社会动乱而制定的计划, 但第二天又取消了戒备状态, 以至在布达佩斯发生武装暴乱当晚, 很多军官不知是否应当执行镇压的命令。

显然, 实行镇压的任务只能靠苏军来完成了。

就目前看到的材料, 最先想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镇压的是苏联驻匈军事总顾问吉洪诺夫和大使安德罗波夫。

匈牙利国防部上校米克罗什·苏奇在回忆录中说, 10 23 日下午 5 , 吉洪诺夫当着国防部众多官员的面与在莫斯科的安东诺夫通电话, 要求准许特别军在必要时进入布达佩斯。

得到批准后, 吉洪诺夫随即命令特别军待命。

另据马拉申科回忆, 同样在下午 5 , 安德罗波夫通过军用电话向拉先科通报了布达佩斯的局势并询问, 能否派部队帮助维持首都的秩序。

拉先科回答说, 那是匈牙利警察和部队的事情, 况且没有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他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然而不到一个小时, 特别军便接到了苏联武装力量司令部准备战斗的命令。

还有材料说, 喀尔巴阡军区的第一二八步兵近卫师于 19 45 , 而驻匈特别军于 20时接到了紧急待命的命令。

可以说, 在匈牙利正式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以及克里姆林宫对如何处理危机做出决定之前, 苏联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23 日夜晚, 苏联和匈牙利领导人都在紧张地研究应对危机的办法。

23 22 23 时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 首先由朱可夫通报匈牙利局势, 然后赫鲁晓夫提议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 布尔加宁立即表示同意。

但米高扬提出不同看法, 认为没有纳吉就无法控制局势, 而对苏联来说, 这是代价最小的办法。

如果苏联军队开进去会自找麻烦。

可以先采取政治手段试试, 不行再派军队去。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认为, 匈牙利局势已经动荡不安, 与波兰的情况不同, 必须出兵并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

其他主席团成员表示赞同。会议还决定派米高扬、苏斯洛夫、马利宁以及谢罗夫前往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最后说, 可以吸收纳吉参与政治活动, 但暂时不担任政府首脑。

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也被邀请参加会议。据拉科西回忆, 10 点半左右他被接到主席团会议现场, 赫鲁晓夫介绍了布达佩斯的情况后问道, 在这种局势下是否需要苏联军队出面干涉。

拉科西毫不犹豫地回答, “绝对需要, 而且必须立即干涉”。

于是赫鲁晓夫接通了布达佩斯的电话, 告诉格罗,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 苏联愿意给予任何军事援助, 但需要匈牙利政府提出正式请求。

此外还通知说, 米高扬将连夜赶赴布达佩斯并转告苏联的决定, 在此之前不要采取任何重要举动。

匈牙利领导人当晚集聚在格罗房间,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格罗对他的广播讲话所引起的剧烈反应感到吃惊, 为了平息民愤, 不得不提议请纳吉出来组建新政府, 在场的人一致同意。

纳吉很快被请到党中央大厦, 并毫无条件地同意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紧急召开中央全会。

这次只有 1/ 3 成员参加的中央全会到 24 日凌晨才结束, 会议一致同意由纳吉取代赫格居斯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刚刚出现的暴乱, 并发布戒严令。

然而, 在接到正式邀请之前, 苏军已经开始行动了。

10 23 23 , 苏联国防部根据政府决定向驻匈特别军、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部署在罗马尼亚的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发出战斗警报, 这些部队共计 5 个师 31550 , 拥有 113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15 门火炮和迫击炮、185 门高射炮、380 辆装甲运兵车、3930 辆汽车。同时进入战斗准备的还有4 个空军师, 共计歼击机159 架、轰炸机122 架。

各部队随即展开行动, 喀尔巴阡军区步兵军在 10 23 日夜间已越过苏匈边界, 特别军于当地时间 24 2 时至 4 时进入布达佩斯并占领了该市重要设施, 独立机械化集团军主力于 4 15 分至 6 20 分进入匈牙利领土。

歼击机掩护陆军行动 , 轰炸机部队则在机场待命。

从匈牙利局势骤然恶化到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和占领匈牙利其他大城市, 前后不足 12 个小时, 在此期间, 中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其原因在于, 一则中国的方针是“多听少说, 不轻易表态”, 二则情况不明, 也不便发言。

匈牙利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友好, 而中国使馆对匈牙利内部事务从不发表意见, 尽管郝德青大使本人一直对匈牙利群众运动持否定态度, 认为其目的是要摆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

从布达佩斯发生骚动一开始, 中国大使馆的铁门就紧闭起来, 拒绝与匈牙利的任何一派建立直接联系, 即使是那些以前来往密切的朋友。

一些前任拉科西政府的官员希望在中国使馆得到庇护, 但郝德青通过门卫婉转地请他们去苏联使馆。

在危机过程中, 出于安全考虑, 中国使馆人员都集中到宿舍大院集体办公, 只能通过收听和收集街头传单、小报来了解情况。

由于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电话, 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过邮电局发送和接收。

10 24 日邮电局停业后, 一切国际通讯中断, 使馆只能偶尔通过匈外交部向国内发送简短的密码电报。

至于直到 10 30 日之前中国领导人对危机的态度, 在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文献中没有丝毫反映, 甚至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论著中也很少提及。

刘少奇 23 日晚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听到了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 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2431 , 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波匈事件, 并与刘少奇保持电话联系。

但是, 讨论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和师哲回忆录, 23 日下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 在其住所与赫鲁晓夫谈话时, 格罗来电话说, 因国内离不开, 无法到莫斯科来开会。

赫鲁晓夫答应他可以不来。

此后不久, 朱可夫来电话说, 布达佩斯的群众已走上街头, 并冲进党政机关大楼。

警察拒绝为大楼提供保护, 而国防军派去维持秩序的部队被群众缴了械。

匈牙利国防部长给他打电话, 要求苏联派军队给予援助。

朱可夫推说这是政治问题, 应在两个党中央之间解决。

约一个小时后, 朱可夫第二次来电话。

赫鲁晓夫表示, 出兵问题主席团要讨论, 如果是匈牙利政府请求的话, 可以考虑。

随后, 赫鲁晓夫对刘少奇说:

匈牙利目前的局势你们完全不知道, 现在也来不及征求你们的意见, 明天主席团开会, 请你们参加。

24 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 称苏军已经出动, 进入了布达佩斯, 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 只有几个据点没有拿下来, 其他问题都已经解决。

人民欢迎苏联红军, 欢迎苏联的坦克。

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 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

赫鲁晓夫还强调, 波兰是党内问题, 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 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征兆。

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 希望中国同志了解。

看来, 赫鲁晓夫只是向中国代表团解释出兵的原因, 并不需要中国人对此做出评论。

俄国的档案文献和师哲的回忆也都没有记述刘少奇对匈牙利问题及苏联出兵的反应, 很可能,刘少奇因尚未得到北京的指示, 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10 24 28 日匈牙利的局势变化既曲折又复杂。

28 日晚上, 当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并汇报了最新情况后, 苏联领导人的倾向性意见是宣布支持卡达尔和纳吉的新政府 (已排除格罗和赫格居斯等), 接受纳吉的宣言, 同意从布达佩斯和其他占领地区撤军。

同一天, 驻匈苏军司令部下令制定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而由匈牙利军队接管的计划。

按照后来制定的计划, 接替的部队应于 10 29 20 时至 30 6 时进入阵地。

此时中国领导人做何感想不得而知, 但《人民日报》28 日和 29 日的报道却让人感到暴风雨即将过去了:

匈政府限令叛乱者停止抵抗,已有大批暴乱者放下武器;暴乱分子请求谈判, 布达佩斯暂时停火, 匈政府和人民正设法恢复和平生活;已经实行暂时停火, 正在进行谈判等。

或许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觉得华沙条约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 从而决定支持波匈等国要求苏军完全撤离的主张。

但是, 两天后风云突变, 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开始了。

这次苏联军队要对付的已经不是街头“暴民”, 而是匈牙利政府、军队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了。

如果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决策完全是独自做出的话, 那么在第二次出兵的决策过程中, 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则发挥了微妙影响和引导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 中苏领导人在后来的政治论战中各执一词:

中国方面强调在处理匈牙利事件中, 中共“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 否则就要“犯历史的错误, 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

苏联方面承认当时中共确曾对苏共中央提出劝告, 但劝告的内容与现在所说完全不同。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 问题的大致脉络是清楚的。

苏军撤出布达佩斯后突然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在外人看来很难理解, 以至美国驻苏大使波伦认为:

“纳吉于 28 日晚上发表的关于苏军从布达佩斯撤退的声明似乎无非是一项得到苏联默契的、旨在促使起义者停火的诡计”。

甚至苏联军人后来都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军事行动, 使苏军能够对匈牙利进行突然袭击”。

但事实并非如此。

29 日到31 , 苏联在决策时由于内部意见分歧, 一直摇摆不定, 而中国的主张也前后不一。只不过无论进退, 中国的态度都非常坚定。

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面对已经狂热的人群, 迟到的政府改组和让步措施不仅没有起到安抚作用, 反而被一些激进的闹事者所利用, 匈牙利的局势更加复杂了。

10 29 日莫斯科接到谢罗夫的报告:

八千多在押犯人被释放, 并从看守人员那里夺得武器;在一些大城市, 居民被煽动起强烈的反共情绪,有些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在德布勒森市, 党委已经转入地下, 并要求得到军队的支持;很多国家安全机构被解散, 放下武器的国家安全人员受到围攻和袭击。

当日晚又收到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电报, 说“群众已经失控”,“反共分子变得愈来愈无耻”, 布达佩斯市两个区党委会以及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已被市民占领。

当苏共中央得到这些消息时, 赫鲁晓夫正在与刘少奇商谈如何彻底解决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 会谈期间刘少奇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 要求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东欧进一步放开。

会谈到 29 日深夜, 苏联终于同意连夜起草一个平等关系宣言, 并决定于第二天讨论通过。

赫鲁晓夫的回忆与中方材料大体一致, 只是多了一个匈牙利问题。

据赫鲁晓夫回忆, 双方讨论了匈牙利事件的进程并研究了各种方案。

赫鲁晓夫通报了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 双方在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反复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一会儿主张出兵, 一会儿又决定放弃。

正在这时传来毛泽东关于“进一步放开”的意见,于是做出决定, 在匈牙利放弃使用武力, 让事态自然发展, 而把处理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匈牙利新政府身上。

30 日上午,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向莫斯科报告, 布达佩斯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并建议:

“停止向匈牙利派兵, 而继续在苏联领土上集结部队”, “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 到那时当然就得从整体上重新考虑全部问题”。

他们最后表示“尚未形成对局势的最终看法”, 但认为“科涅夫同志须立即前来匈牙利”。

是日 14 , 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团做出决议:

在匈牙利结束一党制。

14 28 分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了这个决议, 并呼吁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布达佩斯。

纳吉还声明:政府将立即与苏联就撤军事宜举行谈判;政府承认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民主自治机关。

按照 28 日的计划, 苏联军队于 16 时停止战斗, 并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出。

然而, 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却把精力集中在讨论刚刚按中共意见起草的平等关系宣言草案上。

显然是受此影响, 会议在匈牙利问题上也倾向于采取妥协的立场。

根据讨论记录, 30 日的会议刚开始研究米高扬和谢罗夫报告的匈牙利局势时, 赫鲁晓夫进入会场,通报了与刘少奇会谈的情况。

赫鲁晓夫说, 考虑到苏军驻在国的意见, 建议今天通过中共提议的宣言草案, 而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的问题将在华沙条约国会议上讨论。

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同意。

在随后的讨论中, 布尔加宁虽然抱怨“中国同志对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 但还是同意了给匈牙利的呼吁书和宣言。

莫洛托夫建议, 立即开始关于从匈牙利撤军的谈判, 至于华沙条约问题, 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问题, 莫洛托夫认为, 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应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看法与莫洛托夫一致。

但谢皮洛夫认为:

 “目前事件发生的过程, 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

他还提出, 应“坚持不干涉的原则”, 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后准备撤军。

朱可夫赞同撤军, 并承认处理匈牙利危机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有教训的, 在民主德国和波兰的驻军问题更加严重, 继续坚持下去会导致什么后果难以预料。

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 大家意见一致, 首先应发表宣言。

随后, 主席团讨论了宣言草案。

傍晚时分, 苏方将宣言草稿送给刘少奇, 其内容基本上就是刘少奇讲的话, 甚至有的词句都一样。

8 时宣言定稿, 中共代表团再度出席苏共主席团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这个宣言。

显然, 中共关于发表平等宣言的建议, 尽管是针对波兰问题提出的, 却导致了 30 日对匈牙利采取和平方针的决策。

由此可以判断, 29 30日苏联经过一段犹豫, 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 中共的影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这时, 中苏两方都还没有提出在匈牙利再次出兵干涉的问题。

此后几小时, 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双方后来的说法却完全不同。

按照赫鲁晓夫在 1957 6 月全会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的说法, 30 日凌晨赫鲁晓夫离开刘少奇, 做出的决定是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

但回家后看到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新情报, 经主席团会议讨论, 一致决定再次出兵干涉。

因为已经与中国达成不再使用武力的协议, 现在又突然改变做法, 所以在31 日晚刘少奇回国前, 赫鲁晓夫带领主席团全体成员赶到机场, 与刘少奇等举行会谈。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刘少奇对此完全赞同, 说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考虑。

这就是说,再次出兵的决定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 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

10 30 日上午, 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

中共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

经研究提出两种办法,

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

二是苏军采取镇压行动。

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 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

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 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 跟他们商量。

毛倾向于进行镇压, 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

当晚, 应中共代表团要求, 中苏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

刘少奇明确表示, 对匈牙利的局势, 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

不要就这样放弃了, 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

先要掌握住政权, 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

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 坚决维护人民政权。

中共的意见很清楚, 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 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 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

但赫鲁晓夫表示非常为难, 他说, 出兵就意味着要对匈牙利实行全面占领, 那样我们就变成征服者了。

我们已经考虑过, 大家都认为这样很不利, 因此一致主张退让。

鉴于苏方已有一致意见, 中共代表团不好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 (31) 晚上, 刘少奇接到苏方电话, 要求代表团成员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同苏方再度会谈。

赫鲁晓夫一见面就告诉刘少奇, 经过主席团一整天的讨论, 又有了新的决定, 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

刘少奇表示赞同, 又提出苏联出兵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匈牙利政府的邀请, 二是要得到匈牙利群众的拥护。

对比俄国档案中关于30 日和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讨论记录, 可以对上述说法做出判断。

根据30 日会议的第49 号记录, 大约在夜晚 (即主席团刚刚决定放弃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干涉和通过平等关系宣言), 尤金报告了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

中国人对匈牙利局势表示忧虑,提出:“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 纳吉是怎样一个人? 是否可以信任他?

更晚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进入会场。

刘少奇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

而赫鲁晓夫随后的发言是:

“两条途径。军事途径 —— 占领。和平途径 —— 撤军, 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的讲话似乎倾向于中国的意见:

“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 过渡性的政府。”

这说明 30 日夜间中共已经表明新的立场, 而苏共还在犹豫。

31 日的会议记录显示, 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确了态度。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局势的意见是, 必须重新考虑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问题, 苏联军队不能从匈牙利撤出, 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恢复匈牙利的秩序。

“如果我们撤出匈牙利, 就会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受到鼓舞。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并进攻我们。”

接着, 赫鲁晓夫指出, 不能在埃及之后再把匈牙利送给西方, 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赫鲁晓夫还提出了再次武装干涉的具体办法, 如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 由明尼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如果纳吉同意可以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以及与铁托会谈, 向中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通报信息等。

主席团一致同意赫鲁晓夫的主张和提议。

参加会议的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赫格居斯、格罗也表示赞同。

以后苏联对事情的处理大体就是按照赫鲁晓夫的安排进行的。

显然, 档案文献的记载证明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

这个过程表明, 对苏联第二次出兵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10 30 日晚毛泽东对匈牙利危机态度的转变, 更准确地说, 是对纳吉政府态度的转变。

尽管目前还无法看到有关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 对事件的全面分析及其变化的文字,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的报道就可以发现, 中国从10 27 日第一次刊登匈牙利事件的消息时, 就称之为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的游行及其制造的“武装暴乱”, 所不同的只是对匈政府行为的评论。

11 2 日之前的报道对纳吉政府比较客观, 言辞中还有表示支持的意思, 11 3 日开始变调, 不断批评和指责纳吉政府的做法。

由于受到过去宣传的影响, 人们大多以为苏联出兵是因为纳吉政府背叛性地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并向联合国求援。

实际上, 纳吉因阻止苏军向匈牙利逼近未果而宣布中立是在 11 1 日晚上, 而此时苏联早已决定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了。

至少在11 4 日卡达尔新政府在苏联坦克护卫下进入布达佩斯之前, 苏联对纳吉的态度主要是认为他软弱, 无法控制局面, 所以最初还考虑让他参加由莫斯科组织的新政府, 而中国的估计则要严重得多。

关于毛泽东态度突然转变的原因, 刘少奇转告的米高扬 30 日电报是一个因素, 同时也有史料显示, 来自中国驻匈使馆的分析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

据匈牙利外交官拉德瓦尼和骆亦粟回忆, 郝德青大使与卡达尔的私人关系很好, 后来他曾告诉卡达尔, 他早就看出纳吉的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 甚至认为米高扬与纳吉政府的交往以及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都是错误的, 并确信只有军事干预才能解救危机。

11 1 日晚纳吉在国会大厦接见郝德青, 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 纳吉说由于苏联违背华沙条约, 他的政府决定退出该条约并宣布匈牙利中立,但他恳请郝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匈牙利新政权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政府成员多数也是共产党员。

现在苏联又要插手, 派军队开进布达佩斯, 那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希望中国能够劝阻苏联。

郝德青允诺将把被告知的一切立即报告北京。

但实际上郝在此之前已经建议北京, 给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 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

后来毛泽东本人证实, 郝德青的建议使他改变了态度。

1959 5 5 日会见匈牙利党政代表团时, 毛泽东向明尼赫强调, 匈牙利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从他们的经验中受益不小。

他说, 中国领导人对1956 年的事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并指着郝德青说, 大使的报告和建议对于评价和处理1956 年匈牙利迅速发展的局势是最有帮助的。

他追述道, 那年 10 月底, 中国使馆报告说, 反革命势力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不能成功地清算纳吉政府, 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恢复将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说, 由于这个消息和来自几个东欧共产党的消息, 他决定立即请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修正主义者采取军事行动。

至于影响莫斯科决定第二次出兵的其他外界因素,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美国的态度。

例如 10 27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称, 美国并不把苏联的卫星国当做潜在的军事盟友。

次日, 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又重述杜勒斯的话。

10 29 , 美国大使波伦还特意请苏联领导人注意这种说法, 甚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0 31 日的电视讲话中又重述了一遍。

这无异于告诉莫斯科, 美国不会出面干涉匈牙利问题。

此外, 与匈牙利危机同时爆发的苏伊士危机, 一方面如赫鲁晓夫所说, 使莫斯科不能容忍在中东失去控制后又在东欧丢掉一块阵地, 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促使莫斯科下定决心, 因为西方正在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危机, 无暇顾及东欧的事情。

当然, 莫斯科盟友的立场并非不重要。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 10 30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 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立场不同, 意大利共产党仍坚持“把暴动看作是反革命事件”, 匈牙利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向着反动的方向发展”。

同日苏共中央还接到报告说, 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格拉西莫夫在前一天曾尖锐地指出, 匈牙利政府的许多行动是不正确的和敌视苏联的, 关于苏联军队必须撤出匈牙利的声明则是“完全令人不能容忍的”。

还有学者指出, 匈牙利事件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使克格勃非常担心, 这一骚动如果不尽快平息, 将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连锁反应。

不过, 就影响苏联二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而言, 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相比,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

11 1 2 , 就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穿梭游说的时候, 朱可夫迅速制定了再次攻占匈牙利的“旋风”战役计划, 并得到主席团会议的批准。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以后坚决反对马上采取军事行动, 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

“在目前的条件下, 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 ,“目前不要与 (匈牙利) 军队闹翻”,“再等 10 15 天”,“局势一旦稳定下来, 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 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还特别强调:

“中国人已经表明了我们不能撤军的意见”。

会议决定维持 31 日的决议, 对匈牙利实行占领。

米高扬最后提出, “还有三天考虑的时间, 同志们可以出出主意”, 应该继续与纳吉政府保持接触。

但是, 一切都晚了。

11 3 日下午, 在布达佩斯的 50 多名中国留学生接到通知, 全部到使馆避难。

当晚 24 , 由科涅夫元帅指挥的 12 个师、总兵力达 10 万人的驻匈苏军已经全部完成了战斗准备。

莫斯科时间 11 4 日晨 6 , 口令“霹雳”下达后, 全面占领匈牙利的“旋风”战役开始了。

波匈事件实际上是东欧国家长期积累的与苏联的矛盾和对斯大林模式不满的总爆发, 而导火索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应该说, 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便逐步走上了希望变革的道路, 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

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召开的苏联最高机构联席会议以及迫不及待的人事变动, 充分说明了苏联未来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

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暴动提出的退让政策, 马林科夫提出的加强农业发展的方针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 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等等, 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

尽管由于党内权力斗争接连不断, 使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 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 克里姆林宫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 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 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然而, 保守势力的存在, 以及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 (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 缺乏政治经验) 造成了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

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的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

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强烈反响, 一方面推动了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进程, 一方面也在共产党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满和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 赫鲁晓夫在处理东欧问题时便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两难境地。

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路线, 必然要求苏联在东欧国家解放和起用过去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非斯大林分子”,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步调一致。

但是, 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新领导人同时又代表了一股反对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力量, 这也是民众的呼声, 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阵营松散, 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就是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变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保守力量在政治路线上各有主张, 而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却是利益一致的。

尽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倾向于和平解决匈牙利危机, 但面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安全受到的威胁, 他们也无法承担党内分裂的风险。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前后矛盾的状况,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帮助。

恰如毛泽东所说, 对于苏共二十大, 中国既支持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这个“盖子”, 又担心批判斯大林的方式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甚至瓦解。

由此出发, 在处理波匈危机时, 中共始终坚持了两个原则:

一方面是借批评斯大林的东风, 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实行独立平等的原则, 联合东欧国家一起扫除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作风, 对波兰危机的处理突出地表现了这个原则。

在这里, 与其说是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波兰问题, 不如说是中国借波兰危机迫使苏联承认以前的错误并发表了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平等宣言。

另一方面是调和苏东关系, 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和稳定, 坚决排斥和打击一切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和倾向, 对匈牙利危机的处理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原则。

实际上, 中共不仅在匈牙利危机的最后关头表示了强硬的态度, 就是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也有这种担心。

不少国外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苏军进入波兰, 却要求赫鲁晓夫改变原先的决定, 出兵匈牙利?答案就在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 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 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前者举双手赞成, 对后者则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 同莫斯科最初对波兰局势的判断失误一样, 北京后来对匈牙利局势发展的判断也是错误的。

纳吉及其政府固然在处理危机时缺乏远见, 举措失当, 但并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至于后来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苏联武装干涉的做法逼出来的。

至于中国在波匈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 可以认为, 放弃武装干涉波兰和第一次出兵匈牙利的决定, 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做出的, 而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的问题上, 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

不过, 本文更注意的, 不是讨论在具体处理危机的过程中苏联是否听从了中国的建议或主张, 而是提出这样一个结论:

恰恰是中国所强调的两个处理危机的原则在莫斯科的决策中得到了最终体现。

与其说中国帮助苏联解决了危机, 不如说毛泽东通过处理危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 既批判了莫斯科的大国主义, 又保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正因为如此, 波匈事件后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影响才会进一步扩大, 声望才会显著提高。

1957 1 月周恩来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穿梭外交, 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1 16 日中匈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 匈方为缓解紧张局势希望由中国出面提出建议, 并促成匈波、匈南双边会谈。

波党中央则派代表团到中国, 专门考察中国党和群众的关系, 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 甚至波兰军队也开始采用中国军队的经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这样一种看法:

在处理 1956 年秋天的危机中, 赫鲁晓夫最关键的行动之一, 是将中国带进了欧洲。

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而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的领导权则开始遇到了来自北京的挑战。

 

江青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总结道:

“二者的根本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后者则是反革命事件了。

具体些说,波兹南事件是由于当时的波兰政府没能正确处理好工人通过合法途径提出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导致工人不满情绪上升并失控所发生的悲剧事件,工人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而探索适合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没有否定工人阶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没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说到底都是波兰内政问题。

匈牙利事件最初的目的也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但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唆下,合法的游行请愿变成武装动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同时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以纳吉为首的右倾分子(提出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以卡达尔为首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共产党人。

而且这一事件已经超过匈牙利政府所能控制的范围,最终是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得以平息的。

也就是说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更严重,矛盾更尖锐,爆发更激烈,同时超出了内政范围,带有浓重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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