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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4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3 点击数:285次 字数:

40

 

关于苏联和波兰军队正向华沙逼近的消息不断传到会谈场所。

9 , 感到受骗的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提出强烈抗议, 要求苏联立即停止部队调动, 否则将通过电台向波兰人民揭露事情真相, 同时又责问罗科索夫斯基, 波兰军队向华沙移动的目的何在。

随后, 哥穆尔卡断然中止了会谈, 等待苏联人做出决定。

其实, 波兰改革派领导人早就对危急的形势有所估计, 特别是在 18 日晚得知苏联代表团执意要来华沙时, 就已经考虑到苏军可能进行武装干涉, 并有了军事准备。

华沙军区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成立了军事和地方两个司令部, 其任务是监督苏联部队的调动并及时向政治局报告, 波兰海、空军也制定了反击苏军的作战计划。

内卫部队甚至接到命令: 在必要的情况下逮捕苏联代表团。

一些工厂和学校也建立了纠察队和自卫队, 并得到武器装备。

此时, 必须做出选择的赫鲁晓夫获得两个情报:

通往华沙的道路被波兰内卫部队阻断, 如不使用武力, 苏军将无法前进;罗科索夫斯基失去了对波兰大部分军队的控制, 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部队将拒绝执行他的命令。

于是, 赫鲁晓夫一方面命令苏联坦克部队停止前进,一方面决定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

恢复会谈后, 赫鲁晓夫表示可以退让, 但如果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将不得不进行干涉。

哥穆尔卡则再次向苏联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波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同时, 哥穆尔卡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波苏之间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

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哥穆尔卡充满诚意的保证, 双方商定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解决双边关系问题。

会谈到 20 日清晨结束, 苏联的“军事演习”也停止了。

苏联代表团离开华沙时, 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

上述情况说明, 赫鲁晓夫决定暂时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

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

显然, 后者更为重要——华沙毕竟没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线。

新华社后来从波兰方面获取的信息表明, 苏联仓促做出的武装干涉的决定, 确实是受了错误情报的误导:“据可靠方面说”, 就是因为保守派“向苏联大使提供了错误情报, 说波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 所以苏联当时才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 包括军队的集结和调动。

但当赫鲁晓夫等同志到华沙谈判后, 才弄清楚不是那么回事”。

此外还可以断定, 中国的因素在这里没有起什么作用, 因为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此时并不知道中共的态度, 甚至中共也还没有得到苏联将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消息。

当华沙剑拔弩张时, 北京似乎还很平静。

关于 19 日苏联是否通知中国准备在波兰使用武力的问题很重要, 这涉及毛泽东是否出面阻止苏军调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是否对苏联决定停止在华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

因此, 有必要对中国史料中的不同说法做出判断。

10 19 ,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来信。

据刘的翻译师哲回忆, 尤金说:

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在一些根本性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 并准备召开八中全会, 改组政治局, 要把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开除出政治局。

苏共中央认为, 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东欧的根本利益, 怀疑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

尤金通知说, 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去了波兰。

师哲还特别指出, 尤金没有告诉中共领导人, 苏联此时已出动军队, 对华沙形成了包围态势, 形势十分紧张。

师哲是直接当事人, 而且这个说法与上述俄国档案材料完全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 事实上中国当时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准备武装干涉波兰。

另一种说法是骆亦粟和吴冷西提供的。

据他们回忆, 尤金 19 日明确告诉中共, 苏联“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

吴冷西说:

20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决定向苏联提出警告。

7 , 毛泽东接见尤金说:

“我们收到苏共中央征求意见的通知, 说你们要出兵干涉波兰。我们政治局今天下午开会讨论了此事, 我们坚决反对你们这样做。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 如果苏联出兵, 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 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

吴还回忆道, 22 日毛泽东听到苏联已经撤军的消息时又说, 这主要是在波兰遇到了坚强抵抗, 但中国党的表态对此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吴冷西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 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广为流传。

但在笔者看来, 此言疑点颇多。

首先, 说中国收到了苏共中央关于出兵干涉波兰的通知, 这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及目前看到的通知内容不符 ——内中根本没有提及出兵一事。

其次, 说尤金明确告诉中共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问题, 与逻辑不符——尤金不可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而私自将军事调动的机密告诉中国人。

最后, 如果毛泽东没有得到苏联出兵的准确消息, 怎么可能指责苏联领导人呢?

退一步讲, 即使毛泽东在 20 日晚上 (华沙时间 20日中午) 对尤金表示了中国反对出兵的意见, 正如吴冷西自己分析的, 这个消息对于 20 日凌晨苏联做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那时苏联代表团已经返回莫斯科。

所以, 上述回忆史料如果没有档案文献加以印证, 是难以被接受的。

无论如何, 有一点可以确定, 赫鲁晓夫在 19 日夜间决定停止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 还不知道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赫鲁晓夫一行回国后对波兰局势仍不放心, 接连召开会议讨论。

10 2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显示, 苏联领导人希望“结束波兰目前的局面”, 条件是罗科索夫斯基继续留在波兰。

会议研究了在波兰的军事演习问题 (但从记录看不出讨论结果), 还决定准备从波兰召回苏联顾问的文件, 并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波兰问题。

这时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驻波兰使馆在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进行评价时“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为慎重起见, 会议决定邀请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进行商议, 并拟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专门赴中国通报情况。

21 日的主席团会议上, 尽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仍在犹豫, 但赫鲁晓夫已经倾向于对波兰采取让步政策, 他提出:

“鉴于形势, 应该放弃武力干涉, 应表现出耐性。”

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会议拟定并通过了给波党中央的信, 同意撤销隶属于波兰安全部门的苏联顾问机构, 召回在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

会议再次提出,“召开一次有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 时间确定在 23 , 并通过了给各党中央的信: “鉴于波兰的形势, 我们希望交换意见”, 还说要派专机来接中国代表团。

会议当天, 赫鲁晓夫在与哥穆尔卡通电话时强调,“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与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的基础上”。

显然,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 苏联对波兰的基本政策已经确定, 所需要的帮助是如何处理与波兰关系的善后工作以及如何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局势。

后来的情况表明,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 毛泽东于 21 日晚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

会议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苏, 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 劝他们协商一致, 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 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 而不搞三方会谈。

会后, 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 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22 日晚, 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继续讨论波兰问题。

会议结束后, 毛再次约见尤金, 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

对于这种情况, 苏联方面的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 一种是硬的办法。

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 把他压下来, 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

劝他, 他不听, 剩下一个就是让步。

他要改组政治局, 就让他改组, 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 同他打交道, 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

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

就让他独立, 跟他讲平等。

这样, 就可以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华沙条约组织。

由此看出, 刘少奇访苏的目的主要是批评苏联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 同时保证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与此同时, 中共也向波兰方面表明了对波国内政策的倾向性态度。

据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轻工业部长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回忆, 10 1 日代表团团长奥哈布因国内形势紧张提前回国,其他成员在中国南方和西部参观了三周。

当代表团回国的飞机将要起飞时, 发动机突然熄火,马热茨等人被带到机场贵宾接待室, 等候他们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马热茨说:

“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人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改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 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 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

刘接着强调指出, 中共中央将向苏共通报对波兰改革的态度, 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最后, 刘少奇还表示中国将向波兰提供 3000 万美元的无偿贷款。

马热茨回国汇报后, 波兰领导人对此十分感激。

赫鲁晓夫似乎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将在波苏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和调解作用。

10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 24 11 时集体同中国人会晤。

23 日午后, 赫鲁晓夫还单独赶到机场等候中国代表团, 在陪同刘少奇前往下榻宾馆的路上, 他不断诉说苏联在对波关系中的委屈, 希望中国党给他出主意, 并表态支持他。

谈到处理波兰危机时, 赫鲁晓夫做了自我批评。

据师哲回忆, 赫鲁晓夫介绍说, 他们最初对波兰事件有一些无端怀疑, 认为波兰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采取了粗暴的办法, 调动了军队。

但苏共代表团到华沙后, 同波兰领导人谈了一天, 经过激烈的争论, 发现自己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所以改变了方针, 准备承认波兰新领导人。

不过,赫鲁晓夫强调, 苏联对波兰不大好讲话, 你们中国好讲话, 波兰同志对你们比较信任, 对你们好, 希望中国同志能够劝劝他们, 那样对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都有好处。

刘少奇当即表态说:

我们支持你们。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 在出席 10 24 日上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 刘少奇首先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 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 不能有几个中心”。

同时也指出,

“缺点是有的, 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

刘还批评了过去斯大林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错误态度。

刘少奇最后表示, 保证与苏联团结一致。

赫鲁晓夫则表示同意刘的观点。

会议记录非常简单, 以至有些词句的确切含义还无法确定。

对此, 参加会议的师哲的回忆可以帮助解读档案文献: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中, 刘少奇首先转达了中共中央对波兰事件的意见, 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对波兰采取的方针, 接着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原因。

刘少奇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有一个处理相互关系要依据什么原则的问题。

大国的党, 较老的党,最先取得政权的党, 理所当然应多承担义务, 做出较好的榜样。

苏联长期以来诚心诚意地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波兰、匈牙利和中国在内, 而且帮助很大。

但是关系还是搞不好, 波兰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匈牙利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此, 就值得研究一下, 是不是一切事情已做得尽善尽美, 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缺点或者还有一些错误。

请苏联同志考虑: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 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 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这也是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刘少奇说, 不少苏联同志处理许多国家事务时有缺点, 有错误。

有些国际会议不是采取认真协商的方式, 甚至于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有时也有协商的形式, 但明天甚至当天就要通过决议, 人家没有时间考虑。

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 又不做集体商谈, 只有强加于人, 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 你们就要整人。

在世界工联、世界妇联、世界青联、世界和平运动中, 都有这种情况,特别是世界工联。

刘少奇还批评说:

你们随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外国的兄弟党, 1950 1 月《关于日本形势》一文, 批评日共。

这种文章是不应该发表的, 是不适当的。

这回《真理报》批评波兰, 也在波兰引起很大反感。

何必这样呢?

这种事情要很慎重, 这种方式要改变。

必须学会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协商、合作、协同动作;只想到自己, 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的做法, 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 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极大的害处和恶果。

刘少奇最后说,无论国际形势有怎样的变化, 或者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们保证会跟苏共站在一起。

国际共运的中心只能是你们。陶里亚蒂曾提出多中心的说法, 我们跟意大利同志谈过, 不赞成这个多中心。

中心只有苏联, 十月革命 40 ,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经验最多, 工业化程度最高。

帝国主义最怕苏联, 不怕中国, 不怕波兰。

但是, 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应该讲清楚。两党的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方向。

如果我们两党的关系破裂了, 帝国主义就要大加利用,大肆进攻。

我们正是从这个大局出发, 才在会议上举手同意你们的决议。

赫鲁晓夫当场表示:两党关系不能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否则, 时间久了是一定会破裂的。

刘少奇笑着说:

不会的,就是有再大的问题, 我们也还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决定世界形势的问题。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 我们需要站在一起, 这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大道理, 其他的争论都是小问题。

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 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刘少奇回国后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在这次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 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一次。”

显然, 通过波兰事件批评苏联, 并要求苏共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是中共代表团的主要目的。

会谈期间, 中国驻波兰使馆派人到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情况。

据参加汇报的骆亦粟回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说, 中央决定, 这次只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批评多了, 怕他们接受不了。

还说, 苏联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 对东欧各国的事情, 管得越多包袱背得越重, 人家离得越远, 放开些, 反而团结得紧些。

刘少奇着重询问了八中全会后波党政治局人员的变动情况,特别对哥穆尔卡和罗科索夫斯基的情况问得很仔细。

他指示:

“要多做苏波双方的团结工作, 但对一方讲的话, 要准备让另一方知道, 凡是不能让另一方知道的, 不要讲, 别看他们现在吵架,要想到将来他们有好起来的时候。”

这表明, 中国当时对波苏关系有清醒认识, 对直接介入波兰问题存有戒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 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 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

中国代表团发回的电报说, 在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的会谈中, 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党事务, 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 改善波苏关系, 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度量要大一点, 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 要以和为贵, 向前看。

中国党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 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 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 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

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党的支持, 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 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 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后来汇报说, 我们在苏波两党之间进行调解, 分别与两党代表团谈了几次, 贯彻中央调解、劝和的方针, 是取得了成功的。

后来苏波双方谈得比较好, 苏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冲突了。

尽管这条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 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

在刘少奇访苏期间, 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

证据如下:

10 23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记载:

哥穆尔卡请求于 11 8 日进行会晤, 此其一。

据师哲和骆亦粟 (二人均在莫斯科) 回忆, 26 日中苏会谈时, 赫鲁晓夫通报了与哥穆尔卡通电话的内容, 并请求刘少奇到华沙帮助苏联做哥穆尔卡的工作, 此其二。

29 日双方会谈时, 赫鲁晓夫再次通报了与哥穆尔卡通话的内容, 此其三。

3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确定, 将与哥穆尔卡在布列斯特地区举行会晤, 讨论匈牙利问题, 此其四。

实际上, 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是 11 15 18 日访问苏联的。

10 23 31 日哥穆尔卡并不在莫斯科, 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 中共对波兰党确实有担忧之处, 也需要对波党做工作。

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 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

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 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 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

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 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

刘少奇在10 26 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 这个问题很关键, 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 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

为此, 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帮助苏联做工作。

由于担心刘少奇来华沙是为莫斯科当说客, 向波兰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

于是, 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种方式进行。

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 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 27 日凌晨 2 ,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 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

毛泽东在详细了解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 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 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 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 24 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

同时, 毛泽东指出, 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 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 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

此外,毛泽东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表示担忧, 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 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 例如在匈牙利和民主德国。

如果出现类似局面,“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

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 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

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 28, 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 致信感谢中国同志, 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 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 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 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 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 其原因显然是对动乱的匈牙利局势有所好转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

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 10 29 ,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到别墅看望中共代表团。

他们说, 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 而这个问题涉及整个华沙条约, 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 那么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 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

刘少奇明确表示:

苏军最好不要退出, 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

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

这时北京来了电话, 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 驻军也应该撤离, 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 感到冤枉。

刘说,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你们放手, 给他们独立平等, 他们会更靠近你们, 会更拥护苏联。

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 赫鲁晓夫最后表示:

 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他的看法和想法是对的, 我们应该拿出勇气, 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刘少奇又提出建议:

苏方是否可以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 相互平等, 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

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表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可以放手, 也同意起草一个宣言。

于是, 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

30 日晚上的主席团会议上, 赫鲁晓夫表示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 让波兰人自己做主。

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稿, 题目是《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

至此, 在刘少奇看来, 波兰问题算是解决了。

不过, 最后通过发表宣言解决问题的时机和方式却给处理匈牙利危机带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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