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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3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1 点击数:268次 字数:

36

 

三、两篇通讯和一本书

1955年初,中共河北省唐山地委主办的《唐山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卢振川,听说遵化县十区洪鸭屯村农业社实行了山西省郭玉恩农业社的包工包产,效果挺好,于是他便和报社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去洪鸭屯采访。

在采访过程中,这个村农业社社长姜公忠无意中谈到,他们刚办起农业社不久,因为他们是这个区最早办起的两个农业社之一,区委书记赵涌兴曾带人到他们这里蹲点,学习怎样办社。

卢振川听后非常感兴趣,因为当时学会如何办农业社,是农村干部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他的采访兴趣发生了变化,于是放下报道包工包产的初衷,转而采访如何办社。

回到报社,卢振川向报社总编辑郑毅作了汇报。

郑毅对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便向地委书记周振华作了汇报。

卢振川关注的问题引起了周振华的重视。

周振华表示,他要亲自去看一看,并告诉郑毅,要卢振川等着同他一起去。

由于工作忙,直到19554月中旬,周振华才得以成行。

周振华带了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亨运和一个警卫员,卢振川带了报社摄影记者王兰亭,他们一行五人到了遵化,从遵化县城坐马车到了十区区委驻地鸡鸣村。周振华在十区区委听了汇报,讲了对农业社加强领导的几点意见。

周振华、卢振川一行在鸡鸣村住了一夜,此后由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区委副书记李计增陪同,乘马车到了西铺村。

这个村的合作社创办较早,较为典型。

在西铺村,周振华一行听了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的汇报。

第二天上午,周振华表示,这个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让卢振川好好写一篇报道宣传推广。

卢振川和周振华共同拟定了报道提纲。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叫“从不懂到懂”,写区干部从绕开社走到主动向农业社学习;第二个小标题叫“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第三个小标题叫“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在西铺村,卢振川写出了初稿。

回到报社后,卢振川把报道初稿又修改了一遍,经郑毅看后送周振华审阅。

1955430,《唐山农民报》发表了卢振川采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卢振川觉得,这不过是一篇适应当时需要的普普通通的报道。没想到,1955年末,这篇报道竟然“身价百倍”,影响所及,出乎预料。

由于社员们的艰苦奋斗,困难被一个一个地克服了。

到秋天,社的庄稼丰收,社员们比较单干的时候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实际收入。

另外,还积累了价值二千四百元的公共财产,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鼓舞了社员的爱社热情。

一九五三年冬季,他们就用打柴的款添置了三头牛。

这时,他们对于可能增加的收入,仍然一点也不放弃。比如在一九五四年秋收开始的时候,他们响应国家精收细打的号召,强调要“颗粒还家”。

社长王国藩,专为这事跟社员们算了一笔账:

全社三百亩花生,按每撮丢一颗计算,就要丢五千一百斤。

这个惊人的数字,引起了全体社员的注意,男社员们保证每撮花生“三面都刨到”,女社员们表示:“要从精收细打中,给社扒拉出一辆胶轮车来。”

这年的秋季和冬初,他们通过精收细打、砍柴、割草,给供销合作社加工搓花生米等项生产和收入,没有向国家借一个钱,就添置了价值一千五百五十元的两头骡子,两辆胶轮车,二百元的肥田粉和一百八十元的牲口饲料。

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从一九五二年秋季建立,战胜了重重困难,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吸引了广大农民,使社在三年当中,由二十三户发展到八十三户,又发展到一百四十八户,使全村凡是可以入社的都成了社员,实现了全村合作化;生产资料由一无所有,积累了十二头牛(其中有繁殖的七头)、两匹驴、三匹骡子、五辆大车(三辆铁轮车、两辆胶轮车)和各种羊一百零三只,共值六千多元的公共财产;六百多亩梯田栽上了果树,千亩荒山生长着绿林,村北河滩上的二十七万多棵杨树,都已经有一两丈高。

副社长杜魁在提到该村的远景的时候说:“有党的领导,有我们的手,三五年后的西四十里铺,将是衣食富裕、鸟语花香的山村。”

为了推动农村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从19559月间开始,亲自主持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104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

9月间,毛泽东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

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

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

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

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

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

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

他们说:

“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

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

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

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

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

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

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的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

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

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

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

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

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

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

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 合作社。

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

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

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

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

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

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

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

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

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

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

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

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

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

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四、“穷棒子”精神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意见成为本会的主导意见,并且被写进《决议》。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准备了一个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的“安于农村现状、安于小农经济的幻想”。

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周振华参加了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周振华从北京回到唐山,即打电话要卢振川赶快到他那里去。卢振川见到他后,感到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周振华把一本16开的厚书递给卢振川,说:“这是毛主席编的书,遵化十区那篇报道被收进去了,而且是第一篇。”

卢振川听后感到意外惊喜。

那本书的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收编河北省的文章共6篇(那时还没有收进《勤俭办社》一文,直到12月毛泽东第二次编这本书时,增补了河北省的4篇文章,《勤俭办社》一文得以编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被放在了第一篇。

七届六中全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上报了补充材料。

在这些补充材料中,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从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

12月间,毛泽东又另写了一篇序言。

不仅如此,毛泽东为收录的文章写了一百多篇、两万五千多字的按语。

书名修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于1956年初正式出版。开本为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行量非常大,对合作化运动的影响也非常大。

不仅如此,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还影响到诸多方面。

比如:

遵化十区区委书记赵涌兴被选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遵化县西四十里铺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国藩成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有“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从此闻名全国,到西铺村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卢振川于19561月由编辑部主任提为副总编辑,没过半年又提为总编辑。

这年他才26岁。

这样的连续提拔与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写的按语不无关系。

他认为,这些应该说都是机遇,是意外的机遇。

既然是机遇,总带有某种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想躲也躲不开。

显然,使西铺村一举成名并写进史书的,是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没有《高潮》这本书的出版,西铺村的影响不可能如此之大,仅靠《唐山农民报》卢振川的文章和《河北日报》王林的文章是不可能有此效果的。

当然,没有卢、王二位的文章,《高潮》一书也不可能收编到西铺村的材料。

《高潮》收编的176篇典型材料,在那个历史时期,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首推西铺村。

“穷棒子”本来是一个可以泛指的词,但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西铺村的专用名词。

遵化县所在的河北省,到19556月底,全省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97359个,入社农户2741400多户,占总农户的35.2%9月间,河北省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批判了消极保守情绪,结果是“积极地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了先进的并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计划”。

同年11月,国务院发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说:

“问题还不是简单的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序言”中写道: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依次收入河北11篇、山西16篇、内蒙4篇、北京8篇、天津4篇、黑龙江5篇、吉林5篇、辽宁5篇、山东10篇、安徽9篇、江苏7篇、浙江8篇、福建5篇、上海5篇、河南6篇、湖北5篇、湖南6篇、江西6篇、广东9篇、广西4篇、四川8篇、贵州8篇、云南5篇、陕西6篇、甘肃4篇、青海4篇、新疆3篇,合计176篇。

176篇材料,河北省的11篇排在全书的最前面,《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又排在河北省的最前面,《勤俭办社》是第二篇。第一篇材料中举了王国藩“穷棒子”合作社的例子,第二篇专题报道了王国藩“穷棒子社”。

毛泽东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写的按语中说: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

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

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

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

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

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

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

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

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

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

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毛泽东在这篇按语中热情洋溢地提到“穷棒子社”: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

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

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二篇是《勤俭办社》。毛泽东在为这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

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

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

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历史地看,“穷棒子”的事迹和精神之所以那么深入人心,在当时能催人泪下,从根本上说,是它代表着“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一穷二白而不甘屈服的形象。

1957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再次突出例举了王国藩领导的建明社:“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

1953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

经过了四年的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

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

毛泽东为该书收入的176份材料中的104份写了按语。

这些按语可谓态度明朗,旗帜鲜明,有倡导,有批评。

1958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一部分按语。

为此,毛泽东又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

其中说:

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

应当说:

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

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

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由此得到教训: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

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1961323,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调查研究时说: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

尽管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下半年以后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穷棒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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