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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3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0 点击数:287次 字数:

34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

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

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

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

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中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中国长期存在。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

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

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

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

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

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

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制定标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

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

我们以为,根据中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中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

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

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

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

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

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

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

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

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

“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

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

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

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

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

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闹事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

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

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

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

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

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中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

(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

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

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

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

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坏事变好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

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乱子有二重性。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

但是它也有二重性。

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

匈牙利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

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

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

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

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

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

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

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

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

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中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在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

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

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

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

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

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工业化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

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

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中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

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

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

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

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

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

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

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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