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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3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10 点击数:278次 字数:

33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

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

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

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

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

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

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

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

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

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

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

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

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

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

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

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

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

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

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

我提议或者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

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

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

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

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

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

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

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

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

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

如果说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

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农业合作

中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

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

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

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

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

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

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

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

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

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

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

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

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

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

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中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

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

这样说“苦”就恰当了。

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

这就是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

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

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

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

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

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

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

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

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

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6工商业者

中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

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

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

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

但是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

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

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

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

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

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

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

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

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

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

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

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

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

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

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

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

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

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知识分子

中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

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

我们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

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

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就不那么行时了。

针对着这种情况,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

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

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提倡勤俭建国。

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

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

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

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

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

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中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中国有六亿人口吗?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中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

中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

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

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

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

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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