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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3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08 点击数:303次 字数:

30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汉族,江苏吴江人,世界级的社会科学家,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

费孝通在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

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

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曾任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1957324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划为“右派”。

1959917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112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125,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 142人,其中有费孝通、潘光旦、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等。

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

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对国家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非国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

199911月,费先生接受钱伟长邀请,担任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4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他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

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

200542422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先生1982年写《脚勤》一文,说:

“我访问美国时,看到大小城市的街道两旁,三三两两,男男女女,缓快不同地跑步。旁人告诉我,这叫jogging。查字典其意为轻撞、颠簸、缓进。用它指这种活动,是原意的衍生,指为了健身而慢步快跑。中文没现成的对词,翻译困难,我试用‘脚勤’二字,以其音近,义亦可通。”

先生创译了“脚勤”一词,恰可形容他的一种人生状态——只是他的脚勤,不是为了健身,而在治学。

1935年夏,青年社会学者费孝通和同是社会学者的新婚爱人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实地考察。

社会学实地考察,当年中国鲜有人为。费氏夫妇此举,并非蜜月之旅,而是一次学术之行。

解放后,国家走过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几段弯路,终于盼到改革开放。

1980年,费老从严寒中伸臂展腰,从而又喷薄而出。

复出未几,在本该颐养天年之际,费孝通雄心勃发,壮气冲天,出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重振并引领本学科研究。

费老的主要研究方式,即是“田野考察”。

他迈开大步,四处探访。“垂头自惜千金骨,伏枥仍存万里心”,他说他这匹“健硕的老马”,还想走更多的路,来试试自己的脚力。

东西漫行,南北穿梭,或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或徒步翻山越岭,费孝通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均在路途当中,行色匆匆,跑遍除台湾、西藏之外的祖国所有省、市、自治区。

“方从敦煌还,又上麦积山。老马西北行,关山视等闲。”

路漫漫其修远,遥遥行程几许,无以数计。

不舍春夏秋冬,无论天南海北,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他不为游山玩水;莺归燕去,山立水转,行行重行行,他双脚不曾歇息。费老的“脚力”,果然不凡。

江村,是他的故乡,他的家园,他的根,他学术研究的实验基地。

1981年到200020年间,光返乡追踪研究江村的变化,费老就跑了20多次。

他有一本文集,书名《行行重行行》。

他给自己记叙访问家乡的两本文集,分别起名《吴江行》和《故里行》。

一个“行”字,尽道高龄行翁的“脚勤”功夫。

费孝通脚勤,最忌不动。他的学术研究和成就始于“行”,他的人生,也终于“行”。

脑勤:“事迹易见,理难相寻”

费孝通脚勤,缘于他的脑勤脑指挥脚。

综观费老一生学术成就,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

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他赴伦敦之前在江村所做调查报告的一个结晶,被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誉为社会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被后学称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山之作。

即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一个社会学者从中国乡下的一个普通村庄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入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社区”一词为费老创译)的一般结构和变迁的。

此种探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

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

费老晚年复出后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写下著名的《小城镇 大问题》,总结出新锐的“苏南模式”,也无不体现着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发展道路这一基本理念。

新时期以来他跑遍全国,四处调查,如上述,《行行重行行》,目的即在探索中国农村脱贫致富的道路。

费老的慧眼在于,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

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

费孝通先生那里,学问就是有用的知识,他始终虔诚地使他的知识学以致用。

有人因此把他绵延半个多世纪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誉为“江村学”,以彰显他的卓越成就,是不无道理的。

笔勤:“处处留意皆文章”

费孝通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叹道:

“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

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

这位江村的儿子,没有虚度光阴。

说到费孝通文章,首先当论他的学术著作,其中主要两部即如上述《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

费孝通的学术写作,可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即“处处留意皆文章”。

《江村经济》,深刻而不艰涩,1939年完成。

这部堪称开创了一种研究体系的不朽大著,其原始材料,居然是作者几年前在家乡养病时“顺手”搜获的。

费孝通说过,“文明就是把泥土变成陶罐”他这个洋博士的妙手,就有本事把家乡的沃土,升华成一尊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成品。

《乡土中国》的写作,也颇有意思。

那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虽是高头讲章,然而故事化,口语化,趣例多多,别有风味。

当时《世纪评论》杂志跟费孝通约稿,他就“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凡14篇,遂成一书。多么洒脱!

费孝通跟新婚妻子去大瑶山考察,妻子殒命,他也受重伤,其痛何极!

然而他的笔没有停歇,在养伤期间,依然含泪写成了他俩此行的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

1980年费孝通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之后,他到处“跑”来的“想法”,如岩浆般喷发而不可收。上述《行行重行行》一书,就是他“跑一个地方,写一篇文章”的结晶。

这些文章可不是什么“闲笔”,其中凝聚着他的社会学思考,充溢着他“志在富民”的愿望和对他所访地区的致富建言。

他每一行都有所发现,尤其《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即引起强烈反响。

如今,费老提出的“大问题”,已经蔚然而成为“大战略”、“大前途”了。

费老在《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里说:“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

他早慧,14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晚年“狂来笔力如牛弩”,文思泉涌,滔滔大观,不可遏也。他的业余写作,其实也是社会学的另篇。

费孝通与“右派”朋友

1957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同样也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

费孝通一生,都曾与另外四个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有着特殊的关系。

费孝通写过一篇《纪念吴泽霖先生》的文章,说明他与先生相识于西南联大,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民族识别”,1956年的民族调查,费孝通与吴泽霖都在一起共事或保持工作联系。

1952-1956年两人又同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共事四年;潘光旦与费孝通是师友关系,自然特别亲密,互相搀扶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曾在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

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

195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

费孝通与黄现璠又同是全国人大民委委员。

195821,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

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

十一个顾问中有四个大右派:

分别是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

费孝通与吴文藻也是师友关系。

被打成右派后,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总能看见这四个人分成两组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

先生曾说:

“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

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

之后,先生曾被调离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过,平反以前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改革开放时期,有人曾建议先生回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大学)担任院长,遭到学院那些左派人士的反对,就是他们把费孝通打成右派的,害怕先生回来清算旧账。

忆往昔,先生在1967年逝世,先生在1982年逝世,吴文藻在1985年逝世,吴泽霖在1990年逝世,先生在2005年逝世。

二十世纪,这些硕学大师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随着他们的相继去世,当今中国人类、民族学界还有“大师”否?

当温家宝总理感叹四周无人可用而发出“大学要出大师”的呼唤时,足知其微言责备了。

费孝通与孟吟

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因参与华侨爱国运动被荷兰殖民政府勒令出境的孟吟女士。

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

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

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

1994121,爱妻孟吟病逝。

回想55载风雨春秋,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老妻久病,终得永息。

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费孝通对孟吟在困苦中与自己始终牵手相伴终身的欣慰之情。

十年之后,即200542495岁的费孝通从容追随孟吟而去,为自己传奇的爱情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费孝通与杨绛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阿季(杨绛的小名)的大学同学,据吴宓之女吴学昭女士为钱锺书夫人、著名作家杨绛女士所写的传记《听杨绛谈往事》披露:

“费孝通思想很活跃,常介绍些新书给杨绛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弗洛伊德的作品、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

杨绛先生与钱钟书恋爱后,给费孝通写信:‘我有男朋友了。’费来清华吵架,认为自己才是‘男朋友’,最后问:‘做朋友可以吗?’杨答:‘朋友,可以。

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费孝通和江村经济之路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

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最近一拨是日本甲南等大学的学者。”开弦弓村村委会主任姚富坤回忆说,除了费孝通来过20多次,几十年来,村里经常有不同肤色的学生、老师出入,村里人对此已习以为常。

让村里最遗憾的是,“江村”早已被人抢注,村里只能沿用自己的原名———开弦弓村。

当时,费孝通身着整齐的西装,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丝忧伤,开弦弓村村委会里保存着他当时的照片。

1935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遇难。听从姐姐劝告,费孝通来到开弦弓休养疗伤。

在村里人眼里,这个学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上做着记录。

一切似乎始于偶然,因此有人曾将费孝通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无心插柳”。

但费的学生邱泽奇驳斥了这一说法:

“无心源于有心。受家庭环境影响,费从中学起就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

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江村经济》问世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从师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

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

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

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邱泽奇说:

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

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

重申恢复农村企业

费孝通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

《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等人类学的热门问题,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费调查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里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

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只有04亩。

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

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

费进一步发现:

答案是蚕丝。

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

邱泽奇说:

费孝通用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费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邱泽奇介绍,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

经过调查,费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费总结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

《江村经济》里,费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费的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激烈批评,包括学术界的同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热衷于效仿西方“大工业、大城市”的学术界,没有在农村“副业”上看到任何积极因素。

“直到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一想起现代化,就知道是发展大工业、搞大城市。

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中看出来。”邱泽奇说,可以佐证的是,去年建设部公布的城市规划中,全国有184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城市”。

农副关系之辩

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21年后的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

这一年,费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来华后,提出访问开弦弓;同时,国内政治格局开始难以琢磨:社会学学科被取消了,费试图重提和呼吁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

在《重访江村》中,费写道,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着手不肯放。

但很快见面的热情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老婆婆说:“好就是好,就是粮食……”

费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从村干部里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

费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

问题出在副业上。

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

《重访江村》里,费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成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似唾手可得。”

195761,《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

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这一指责使费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的1981年。

在此期间,费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

。邱泽奇说,费从不愿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书里,费说,自己只能通过家书让自己的学术能力不至于荒废。就像老人通过晨练避免自己的腿脚不至于颓废一样。

“乡村工业”之争

乡村工业被认为是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开弦弓村一位老板到上海谈生意,上海人赶到车站迎接,农村人从来没有受到城里人这样的礼遇。

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村里人说起的这些情况让他惊奇。

费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

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参观了一个生产队,10多家,挤在三个大门内,在30年代这里只住了三家人。

费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

费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

这样的社区称为农村显然不太适合了。

邱泽奇说,费孝通在经历半个世纪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即将在农民手中实现,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

费发现:

5年前,回家带回来的都是无法“转”上去的状子,而现在却是要原料、要市场、要工厂的申请。

费的讨论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

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

此时,费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引发激烈交锋:

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就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同样的问题甚至被提到全国人大上争论。

费认为,苏南出现的这些“新人新事绝非”是一种偶然。

他这样解释理由:

“西欧工业的发达,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

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早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

在随后的九访江村中,费发现:

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抢购一空。

开弦弓村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不下60户。

邱泽奇说,费孝通不相信,这样的解释能消除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

费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

1991年,费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

最喜欢摆事实

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

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

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

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选择后者。

1990年,邱泽奇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

邱泽奇认为,这是费总能发现其他学者未觉察之处的重要原因。

邱泽奇说:

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很为难。

实在去不了现场,费才会让学生代替去。

“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告诉邱泽奇: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

费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邱泽奇说:

费气质上属于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温和,费最喜欢的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费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活到老学到老

1999年春,费孝通应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蒋树声先生之邀来南京大学讲学,面对近千名听众,费老以浓郁的“蓝青官话”不无感慨地说:

“今天我能坐在讲坛上,是因为我的资历。中国人尊老,因此我受到大家的尊重。其实面对今天新的知识,我有许多都不懂,需要学习。我今天在南京大学天文台看天,那是一个神奇未知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妙啊!我虽然老了,但我依然是一个书生,要学习啊……也许我今天考南大的博士也考不上……”

费老真诚的讲话感染了在场所有的师生。

主持报告的蒋树声校长也深受感动。全场以无限的敬意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

何谓虚怀若谷?

费老在南大的演讲影响了这所著名的学府,其精神融入了这百年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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