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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2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07 点击数:383次 字数:

28

 

另一方面,在文化艺术领域,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描写一位新到某共青团团委工作的青年对官僚的领导不满。

由于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表达共产党的干部也有阴暗面,该小说迅速引起轰动,并使王蒙于此年被划为“右派”。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优秀作品。

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篇小说曾被打为毒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又获得正确的历史评价,被称为“重放的鲜花”。

这篇小说写的是青年教师被调到区委会后,在工作和斗争中怎样碰壁和怎样遇到挫折的故事。

它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揭露了我们党委机关内部已在滋长并亟待克服的官僚主义现象。

王蒙,男,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1015生于北京。

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

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

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195697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

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

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间学会的维吾尔语。

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

1979年平反。

1983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

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

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20024月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等职。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也由初期的热情、纯真趋于后来的清醒、冷峻,而且乐观向上、激情充沛,并在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叙述结构特点是:

1)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角度,通过他的眼光,他到组织部后的经历,描写了组织部的情况与问题,塑造了刘世吾等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因此,林震这一人物,既有思想、性格上的意义,也有结构上的作用。

2)小说以组织部处理麻袋厂党支部的问题为中心情节展开叙述,线索单纯而清晰,不枝不蔓,结构严谨。

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是个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勇于进取的人。

他来到当地的组织部门,对党的工作者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故而与刘世吾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

他们的矛盾归根到底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两种不同态度的矛盾。

林震还年轻,他也有弱点。他的理想主义不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例如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党的工作者的,所以会碰壁。

他单纯,不免幼稚,和刘世吾等人相比是弱小的,还曾有过惶惑,但没有退却。

在讨论麻袋厂问题的区委常委会上,他勇敢地站出来,提出一个人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王清泉个人是作了处理,但是如何保证不再有第二、第三个王清泉出现呢?”

并掷地有声地表示:

“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他在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懂得了生活的真正美好和分量,懂得了斗争的困难和价值,渐渐明白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小说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它真实而深刻地塑造了一个新式官僚主义者刘世吾的形象。

刘世吾的性格比较复杂,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人物。

他身上带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习气,但他并不那么惹人讨厌,有时他还令人感到可亲和钦佩。

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能一下子战胜“非”。

但他并不热爱“是”,憎恨“非”,并帮助“是”去战胜“非”。

他取笑缺陷,却并不愤懑,更不想克服它;他欣赏成绩,却没有热情,也并不想去巩固和发展它。

是与非,成绩与缺陷,在他心中都不过是“就那么回事”。

他经常讲的“就那么回事”,是他的口头禅,又是指导他工作和生活的哲学,因而在“就那么回事”的背后掩盖着刘世吾可怕的冷漠与麻木的心态和病症。

他仿佛是一个看透一切的“哲学家”,成了对事业、对生活的旁观者。

他没有热烈的爱,也没有强烈的憎。

他容忍一切。他整天也忙忙碌碌,但只不过是机械地做着自己不得不做的事。

但刘世吾决不仅仅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者。

他善于对部下启发诱导,有时还能把工作做得很出色,并且还有一套坚固的理论,诸如“领导艺术论”、“成绩基本论”、“条件成熟论”等,成为他掩盖和庇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挡箭牌。

即如林震到区委会后,发现了许多他意想不到的缺点和问题,因此非常激动和愤懑。

而刘世吾却告诉他:

“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于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

以此来回避和掩盖现实矛盾。

刘世吾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冷漠,但这并不等于往日的革命热情在他身上已经完全泯灭。

不,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也有不满之感,因而他为了摆脱自己对实际生活的厌倦感情和无聊心绪,常常贪婪地读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从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

可是当他睁开眼睛来看现实的时候,那种“透明生活”的幻影就立即消失,心情又回到黯淡和灰色。

他怀念过去的战斗生活,然而对于眼前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却陷入极大的麻木与冷漠。

像刘世吾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到来之前,昂扬兴奋,对革命抱着诗一般的幻想;然而一接触革命实际,他们便容易失望。

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它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繁琐的事业。对于刘世吾来说,如果过去那种暴风骤雨式的、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曾经鼓舞过他,那么当前需要进行坚韧、琐屑的日常工作的时候,现实在他眼里就失去了诗意。

革命的日常工作不再是他的内心要求,而变成了他的负担。

因此革命热情随之衰退,疲惫情绪应运而生。

他自己的灵魂里害上了与时代对立、无爱无憎的精神冷漠症。

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塑造人物除了运用对比外,在人物描写方面多运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因而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比较鲜明。

如林震,第一天到组织部报到,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一书,这一细节很有时代特点,表明林震的单纯、热情。

团中央推荐的书,他作为青年党员也认真阅读,读了就要“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就要“对坏事决不容忍”,勇敢地进行斗争。

又如描写刘世吾,第一天他就向林震借这本书看。

这一细节表现他喜欢看文艺小说并很有鉴赏力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也表现他从借书看来了解人的精明处,他后来批评林震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娜斯嘉式的英雄。

虽不是完全,却是基本说中林震的,都表现他聪明过人处。

在处理王清泉后,他和林震在小铺子里吃馄饨,刘世吾发表感慨,袒露内心,心理描写挖掘很深。

刘世吾是个官僚主义者,但作者并不把人物简单化,通过心理描写深入展示他心灵的矛盾复杂性,启示人思考。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通过对比,塑造了刘世吾、韩常新、林震三个主要的人物形象。

刘世吾性格比较复杂。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有能力、有魄力,懂得“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去抓重点,“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却不主动去抓工作。

对于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漠然置之,麻木不仁。

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的“职业病”。

他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

他一再说“就是那么回事”,这句口头禅表现了他看透一切,极端冷淡,革命意志严重衰退。

小说还深刻揭露了他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他就是用这些来掩盖和庇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

这就使这个形象具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意义。

韩常新是另一种类型的官僚主义者,是“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边上,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义者典型。

林震是与刘世吾、韩常新对立的人物,也是作者笔下的中心人物。

他热情、单纯、富有理想,是个朝气蓬勃、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人的形象。

 

    1999年秋,香港某著名周刊以问卷调查方式,评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百部经典著作,入选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排第四十七位。

我初读这部小说,是在20年前,其时正在读中学。

因当时熟稔的语老师曾被市组织部“借用”过,闲聊中,多多少少谈及“组织部”的话题,所以本着想了解一下组织部运作情况的念头,几经寻找,才获读该文。

读后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让人看到宣传之下的真实,神圣之背的暗淡。

走上社会之后,目睹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自己也曾细读几回,有所思之间,虽渐嫌其粗糙了些,但终究还是重其意义的。

现今,再读起来,环顾社会现实的诸多困境及自己的困惑,心中更生发出一番惆怅与忧思。

一、刘世吾式处世哲学的流行

通读《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部小说最鲜活的人物就是刘世吾。

作为副职而实际主管组织部常务工作的领导,在思想上,他的“党性”观念是非常强的,而且社会经验丰富,工作能力也强。

但他在对待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时,却又显如此的惰性,他那闪烁其辞的话语和躲躲闪闪的作为,更多的是给人以“和稀泥”的感觉,甚至可以说,他就是组织机制失灵的始作俑者。

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性格,在社会生活真实的“捍卫”与“践踏”中,竟于王蒙笔端把捏得如此的“合理”,或许就是这部小说的传世之因罢。

我们知道,刘世吾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把组织处理轻描淡写地解释为“经常教育”;面对具体问题,又信奉“条件成熟说”——总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为借口——搪塞及时解决问题的职责,既缺少主动性,又缺乏激情,因此,他沮丧地认为:

“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倒不能激动我们。”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就那么回事。”

有了这种处世哲学,刘世吾可以“苦口婆心”地忽视林震的敏感,也能够“慈悲为怀”地宽容韩常新的简单和粗糙,最后也就必然“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地“忍心”——甚至说是推着——王清泉的堕落。

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社会,我们就可以发现刘世吾式的处世哲学,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被摒弃,反而有更加泛滥的趋势。

现在,本着“经常教育”之心,抱着“党培养一个干部很不容易”之情,因而,造成党纪处分的层次太多:什么警告、严重警告,什么记过处分,什么留党察看,最后才到开除党籍交付司法部门,这套程序,操作起来势必形成特权,于现实之意义多已沦为“空子”,于司法公正也成了导致不公平的额外砝码。

所以,北大教授贺卫方氏在《善待官员》一文中说:

“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官员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不只是个人品行和修养,更在于我们对官员的要求以及给官员设置的制度环境太过苛刻或险恶,使得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走向腐败。”

再看看事实,我们了解的是,当皇城根下的王宝森、陈希同的劣迹已经街谈巷议之时,监督机构却连质询都没有;又当这两君一自戕一作囚之后,我们的组织部门却无一官员引咎辞职。

呜呼,如此说来,对监督机构和组织部门的失职,难道也来一个“经常教育”?

难怪后来又有成克杰之流,其事败,也没见组织部谁谁引咎辞职的。

这真是一个奇妙“组合”。

一方面是问题官员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诱发问题官员成为“问题”的“因”,却无人过问,无人敢问,大家都一团和气,直让人觉得,出了问题是当事人个人的官运乖舛,其自己倒霉自己负责,与他人无涉,与机制的缺失无牵,好像这些问题官员的罪行是成就于旦夕之间的,他们的权力是来自遗传乃至“天授”的,而不是经过组织部门重重把关遴选上来的。

实际上,据法规条例所知,新中国成立后,遴选官员之权责归于人事组织部门,但制度是欠缺的。

直至于1993年我国才颁布实施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但因相关的组织人事制度没有随机作实质的改革,公务员制度并没真正建立起来。

1995年又公布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可是,事实上,“选拔”往往被操作成“提拔”干部。

后备官员几乎都由现任官员圈定,然后经过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走过场般“核定”(有的甚至连这形式都没有),再推荐给人事组织部门审核,而从文字档案上认可后,人事组织部门便派三五人组成的所谓考核小组,前往被推荐人的所在单位,花半天一天时间,找些干部员工(甚至常常也是领导划定的)了解了解民意,以示“民主”,通过的就进入党校或其他培训班学习……最终就是权倾一方的官员了。

由这一套程序可见,我们官员的权力,多半是自上而下的授予。

既然如此,这些权力的被授予者,往往视权力授予者为自己的“主人”,只对权力授予者负责,因此结党营私就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

再者,这种机制,往往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也仅仅是权力授予者眼里的“千里马”,不仅没有公信力,而且极有可能的事实是,权力被授予者的是不务正业、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之徒,也有可能是权力授予者的帮凶狗腿子,甚至其官职是从权力授予者那里零售趸购而来,如此,他们为做官而存,为求官而用,除了善于揣摩上司之外身无长物,如果一旦把持权柄,只会更疯狂地巧取豪夺,难有“立地成佛”的可能。

如胡长清之流,花8万元而获晋升青云之上,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而罗致数以百千万计的非法所得,如此暴利,不禁令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家对获取利润与冒风险的抉择:为300%的利润而甘冒杀头的风险。

而危害更大的是,国家亟需的善才清廉之才却老死沧洲,这势必增加政府运作的成本,也容易造成民怨鼎沸。

不久前出台的一个说法,说什么新任官员出现问题,要追查提携者(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

我个人是反对这说法的,姑且不说事实上有的官员是大权在揽以后才腐败的,况且在一个老子都管不了成年后的儿子的社会里,这样处罚,操作起来是困难的,而且也不一定公平。

更负面的是,这一说法实质就反证了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仍然没作实质的改革,因为它仍旧是在由老官员“提拔”新官员,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堵塞”,而不是“疏导”。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刘世吾——制度环境的代言人与王清泉堕落的干系?

该怎样减少甚至避免个人意志转变为机制的替身,或是肆意凌驾在制度之上的机会,以杜绝刘世吾式处世哲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弥散。

如果制度环境完善了,问题解决了,就不再如今天这样,总把希望寄托在上层的上层,甚至要等到中央领导出面发话,才终告“妥善解决”。

因此,不管是59岁还是26岁现象,其实仅仅揪住年龄作文章,那只是皮相之谈,如果一种制度环境或群体意识出现问题,那么,小学生的班干部选举也出现“腐败”现象,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韩常新的粗糙工作方法与数字英雄

今天,谁也不会像韩常新那样,把中心工作(发展党员)与经常工作(生产工作)对立起来。

毕竟生活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与时代里,人们更多是以理性替代了过去惯有的政治热情,以对科学管理的认同修正了往昔常用的政治忠诚。

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韩常新那种粗糙简单的工作方法还是很有市场的。

就拿许多大家都认为是形式主义或官僚主义的东西来看,还是有人钻进这一“怪圈”里,明知是嗜痂成癖也乐此不疲。

例如“民意考核”,往往就让人莫名其妙的。

本人所知的某君,被圈定为后备干部人选,几经周折,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民意考查这一关了,局里派下来考查小组头目与被考查人同是E省人(连点避嫌制度都不用),而且人们平时就说他们是一座山头的。

考查时,被考查者的单位全体干部员工济济一堂,在彼此睽睽监督之下,连块遮掩的破布儿片都没有,在三两分钟内发表填表,或打勾或画圈儿,前后就十来分钟,考查小组成员收表后便一溜烟地跑了。

谁知那次平民百姓偏偏把这事儿当真,该君万没料到在这环节上卡壳了——民意考查竟没通过(可见其难孚众望)。

该君看来要说服或收买一百多号人,根本是不可能的。

结果,他便采取跑局策略,不久,在局里搞个助理调研员的空衔挂着,“上层路线”跑了不到两年,竟然外放为另一部门权震一方的官员了,某日“路过”原部门,倒把原部门的众多“伙记”晾得一点自尊都没有。

从此以后,原单位的民众便制订出一条“乡规民约”,一旦涉及所谓民意这东西,大家为节约资源起见,便不管圈定的候选人是阿猫阿狗,一概满足领导“需要”。

民意变成这模样,确实让“留守”精神家园的人无地自容。

当大家都把“民意”胡弄成走过场,甚至可以随意践踏的程序后,那民意也就纯粹成为一种为形式主义而作的支付,而收益却无从谈起了。

就是如此,其经济成本也肯定远远比不上社会成本,这是我们都应明白的。

再者,韩常新的“数字具体事例”说,在今天可谓是被发挥到淋漓尽致。

数字出政绩,数字通仕途,动辄以简单的算术式数字来衡量错综复杂的社会工作行政管理,造成不少官员在“虚拟世界”里功成名就,而在真实世界里,却往往是许多形象工程背后惊人的耗损。

如果称这种算术式的官员为“数字英雄”,那只会让人觉得是对互联网时代的反讽或诋毁。

评估官员政绩的标准存在简单化程式化的漏洞,也就难怪有鼠辈投机取巧了。

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思索:“孟母三迁”,至少说明孟母有“迁”的自由,毕竟其对环境有选择权;那我们的官员呢?

面对这样的制度环境,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么?

只能够“不过如此”了。

三、魏鹤鸣的“向上沉默”

如果说刘世吾是组织机制失灵的始作俑者,其“条件成熟论”是导致王清泉堕落的催化剂的话,那么,深明此中玄机的魏鹤鸣的沉默,就更令人感到事实的可怖。

因为,作为精通组织人事工作事务的魏鹤鸣,他在问题面前由洞悉变成“向上沉默”,只把自己所知向下告之林震,以求达到“曲线纠错”的愿望。

这种路径,在热血沸腾的50年代,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举措。

因为,林震所接受的教育,其对理想的憧憬,以及当时大环境的驱动,他最终必然走进区委大楼。

但在现实的今天呢,在生存的压力下,在权力几乎绝对化的空间里,当代的“林震”有多大的可能“走进”去?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以乐观的问题。

其实,魏鹤鸣的“向上沉默”,可以说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一个普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里,面对工作岗位,顾及家庭生活,考虑官场关系网等因素,能有几棵不惧怕风摧之而秀于林之“木”?

“铁肩担道义”往往只被划入说教泥古之列,于现实意义却是胜算的少,焦头烂额的多,所以,能像魏鹤鸣般只保持“向上沉默”而不“山呼万岁”,即使不能说是难能可贵,也已属明哲保身了,强求人人皆成“强项令”毕竟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很难指责魏鹤鸣的“向上沉默”的不是,而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导致“向上沉默”的诱因上。

究其因,“向上沉默”,更多是因为在某些人滥用或误用权力的压顶之势挟逼下,你我都有“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恐惧感,在这种境况之下,不“向上沉默”,还有多大的选择空间呢?

就是“浮槎海上”,也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呀?

反过来也证明,确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组织制度,营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和思想环境,于国家的进步可谓功莫大焉。

唉,一部近半个世纪前的问题作品,在今天,仍让人有诸多的感慨,真难说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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