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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2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1-06 点击数:248次 字数:

25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

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

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

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

在这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全文如下: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

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

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

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

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

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

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

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

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

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

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

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

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

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

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

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

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

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

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

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

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

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

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

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

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

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

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张些,装备也有所改进。

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

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

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怎么办呢?

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O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这个比重太大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

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

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

关于工贸,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

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

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

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

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

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

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

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

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

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

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

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

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

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

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

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

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

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

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

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

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

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

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

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

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

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

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

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

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

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

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

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

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也是正确的。

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

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

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

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

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

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

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

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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