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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红墙 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12-27 点击数:216次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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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後,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

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

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

这里只讲几件大事。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蒋村人。

1925年入党,曾在山西,天津等地从事兵运等工作,3次入狱。

1946年起,担任军队领导工作。

建国后,历任华北局第1书记,军区政委,财政部部长,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1、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後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个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

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

为此,1983120,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

“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

“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

“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於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於”的最初版本。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於”,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後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

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後再发表,他置之不理。

习仲勋对胡乔木说:

“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後人交待呢?

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

不仅如此,216,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副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的说:

“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後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德、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

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

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後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

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

陈云愤慨的说:

“连一五都要改?

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

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

“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

陈云发言以後,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

後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

“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

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

邓力群先後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

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

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

“北京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

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

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万里看到通知後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

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

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表示:

“胡赵格局不能变。”

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

他在198364,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话,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

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

後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

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於97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後,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

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

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

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於“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

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的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

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

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

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

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

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紫阳表示:

“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

方毅表示:

“科技战线不搞清污”;

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

1114,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

特别是胡耀邦在1213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

“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

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3、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1011,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於整党的决定》。

会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

“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

“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

胡乔木说:

“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

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

“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

“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

“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

耀邦说:

“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

习仲勋紧接着说:

“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

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侯,“左”倾保守分子却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

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

邓小平看信後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

王力说:

“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

王力还说:

“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

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於“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

“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

万里也说:

“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29,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

习仲勋愤慨的说:

“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於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於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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