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传奇
冰雪红墙 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12-26 点击数:335次 字数:

3

 

黄敬——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黄敬,原名俞启威,是浙江绍兴县一个世代官僚家族的后代。

俞家是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

黄敬的祖父俞明震(1960—1918),字恪士,号孤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

甲午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

俞明震曾担任过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也即校长。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震的学生。

《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

鲁迅还曾在《琐记》一文中,以亲切的笔致描述过后来送他出国留学的“恩师”:

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俞明震著有《孤庵诗存》四卷,也是清末著名的诗人。

俞明震之妻也是名门闺秀,是曾国藩的孙女,曾纪泽之女。

俞明震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

内中曾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

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震有三兄弟。

他是长兄。

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

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

俞大维和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

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0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震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老三即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亲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俞家的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

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

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道,受到社会尊重,很多朋友在她父亲跟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

俞珊后来嫁给当时正热心于戏剧改革的戏剧家赵太侔。

赵太侔,又名赵畸,山东益都人,是1930年代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

小妹就是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

据俞瑾回忆,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

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但在俞明震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

到了1930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相称)自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锦衣玉食的 “贵族之家”中。

但少年黄敬并没有在如此丰厚的生活环境中沉溺下去,过上一种命运似乎早已给他安排好了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恰恰相反,清末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却使他生出一种“反骨”——他早早就有一种鲁迅所说的那种“下等脾气”,偏偏与当时的“下人”们亲和。

据俞瑾回忆,三哥从小就与众不同。

他没有 “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

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

“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他参加革命后,也就很少回家了。

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

那是一栋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

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

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

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

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

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著名的左翼戏剧家。

1917年,田汉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友。

1922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

1925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

1927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

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宗晖本名谢伟棨,中共地下党员。

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1930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国立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彥(1909—1984), 河北衡水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学生,时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青岛大学的学生也成立了反日救国会。

他们上街抗议、宣传,要求市民抵制日货,同时揭露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在青岛大学的革命思想和行动,还影响了另外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更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这就是当时名为李云鹤的江青。

江青,山东诸城人,早年曾在济南山东省试验剧院学习,而当时的试验剧院的院长则是后来担任了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戏剧家赵太侔。

1931年,通过时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老师赵太侔的关系,江青到了国立青岛大学,任图书馆的管理员。

我们已经知道,赵太侔的夫人,乃是黄敬的姐姐俞珊。

通过赵太侔和俞珊夫妇,黄敬自然就认识了江青。

对此,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是这样回忆的: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

俞启威(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

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李云鹤(江青)也参加了。

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俞启威、李云鹤外,还有王彥。

海鸥剧社成立以后,在青岛大学的小礼堂里进行了首次演出,剧目是《月亮上升》和《工厂夜景》。

《月亮上升》是爱尔兰的一出名剧,写的是爱尔兰一个民族革命志士的爱国斗争故事,由王东升扮演警察,张福华扮演革命志士。

《工厂夜景》是一出反映上海工人苦难生活的戏,易扬编剧,由黄敬、李云鹤主演。

当时青岛大学的教务长赵太侔是留美学习戏剧的,剧社成立时曾邀请他指导,排戏时也曾邀请他导演,赵太侔没有参加。

但对剧社活动没有制止,因此才有可能在大学礼堂公开演出。

公演时,《月亮上升》中那个被通缉的爱国志士的命运与当时“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很类似,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效果很好。

1932年5月份“左联”的刊物《文艺新闻》以《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为题,报道了“海鸥剧社”的话动。

但不久,由于青岛大学学生闹了学潮,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

1932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便衣特务突然包围青大,指明要逮捕时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的王彥。

黄敬等也闻风逃离青岛到了上海。

1932年7月,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后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赵太侔任山东大学校长。

一切似乎又风平浪静了。这时,黄敬又从上海回到山东大学继续上学。

但到了1933年夏天,因叛徒出卖,黄敬被捕。

经过家庭多方奔走,找国民党上层关系营救,他才在当年秋后出狱,暂回上海家中治病。

在上海呆了两年后,1935年秋,黄敬又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以读书作掩护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在北平,黄敬参加了由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

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爱国组织,学联主席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长是姚依林。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日益严峻。

这一年5月,日军借口“塘沽协定”被破坏,调集大批日军入关。

蒋介石政府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使华北名存实亡。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指使下,各种“自治运动”各种汉奸组织,或则公然挂牌应市,或则加紧阴谋筹措,准备出笼。

殷汝耕首先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老牌汉奸王克敏、曹汝霖等则酝酿成立“华北防共自治政府”。

这一年,黄河大水成灾。

河南、山东大批灾民逃至北平,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国民党政府不予救济,激起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义愤。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不分党派,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响应党的“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都参加了。

他们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和北平的具体情况,决定以请愿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上旬,传闻汉奸“华北防共自治政府”将以“冀察政务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在12月9日成立,企图进一步使“华北特殊化”。

这个消息极大地激怒了每一个爱国者,于是党不失时机地立即决定在12月9日举行抗日请愿示威大游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12月9日,爱国学生队伍先在新华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未遂,发展为游行宣传,由中南海前门转到西四、护国寺大街、北海后门、沙滩,到达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

正当学生代表据理力争,要求通行时,竟遭到反动军警用木捧、皮带和水龙头的冲击和埋伏在三条胡同西口北警察所的便衣侦缉队的拦腰突然袭击,使沿途扩大的爱国游行队伍顿时乱了起来。

这时,黄敬等振臂高呼:

“不要乱,到北大三院开会去!”

于是,爱国学生们又齐集北大三院网球场内。

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当场决定组织全北平的总罢课斗争。

由于地下党、学联的推动和学生先进分子的奔走呼号,北平大、中、小学校立刻形成同盟罢课运动。

12月14日报又载:“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16日成立。

党组织便针锋相对地决定在16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5日晚,在王府井拐角的长安饭店,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董毓华等举行秘密会议,研究“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具体部署。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规模比“一二·九”更大的示威游行。

16日上午11时许,各路游行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三万多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

黄敬攀在一辆电车上,由宋黎、王炎等支撑着,发表了简洁有力的演说。

他慷慨激昂地带领着群众高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收复东北失地”!

“反对广田三原则”!

“打例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市民大会结束后,数万群众由南而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

当队伍到达正阳门前时,军警林立,开枪拦阻。

游行指挥部决定分三队入城;

一队由黄敬带队,由正阳门冲入,

二队绕道宣武门进城;

三队留守原地,待第一、二队在宣武门会合后再回师迎接三队,共赴“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的外交部街扩大游行。

但是,黄敬带领的第一队冲入了内城,第二、三队却被军警、大刀队阻于外城。

第一队行进到西单南的绒线胡同西口时,也被军警拦住了前进道路。

双方僵持到太阳快落山时,反动警察和大刀队、侦缉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冲杀过来,手无寸铁的学生多人受伤。

黄敬组织、指挥被冲散的第一队出险后,又担心被阻于外城的第二、三队遭到同样的冲杀,于是奋不顾身地冲上军警戒严的宣武门城墙,爬在垛口上向城外游行队伍高声喊道:

“一队被大刀队冲散了,你们可要注意呀”!

被阻于宣武门前的学生队伍在城下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及时互相激励,更紧地团结在一起,警惕着军警的动向。

黄敬从宣武门城墙下来,又绕道正阳门出城,寻找被阻于外城的游行队伍。

鉴于天色已晚,冰天雪地苦斗终日,饥寒交迫,又听到了黄敬在城墙上的警告,乃决定主动收兵回校。

不料反动当局强迫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分散,却在中途暗伏军警。

当爱国学生通过时,伏兵四起,突遭袭击。

经学生纠察队奋勇抗争,始得突出重围,各自分散回校,负伤者较西单尤多。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紧密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阻击了国民党和汉奸傀儡政府的进一步卖国阴谋,原定在12月9日、12月16日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一再延期。

 “一二·九”运动后,黄敬彻底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36年,黄敬任北平学联党团成员,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学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省委组织部长,区党委书记,1938年调中共冀中区党委任书记,参与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42年后改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兼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军区政治委员,和杨得志等扭转了冀鲁豫的困难局面,巩固发展了根据地。

1945年到延安养病。

1946年冬,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经办事处主任,不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

多年的革命生涯,已经把黄敬锻炼成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他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天津工作。

1949年1月15日凌晨,黄敬在硝烟迷漫中进入天津。

不数日,他就亲自召开了与天津群众见面的工人座谈会。

会上,他的第一句活就是:

“党中央告诉我们,进城后先找工人同志谈谈,如何把城市管好。”

由于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各级干部,认真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加上过去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做了大量诸如上层统战、护厂护校、收集情报、调查研究等工作,使天津市的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

解放的第一天就接通了电话,第二天全市通了水、电,第三天电车就通车。

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迅速,到一九四九年底,公营工业的生产就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的最高水平;私营企业发展速度虽较公营工业为慢,但也恢复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

黄敬在天津工作三年多的时间,和天津市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坚持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紧紧的依靠工人阶级,在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培养干部、进行城市建设和塘沽新港的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绩,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在天津提起黄敬来,人民仍然深情地称赞他是:天津人民的好市长。

1952年,黄敬又被调任中央政府政务院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次年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被任命为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为发展我国的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和培养科技人材做出了贡献。

正当黄敬一心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由于过度辛劳而致疾。

在重病中,只要他精神稍为好一些,就关心询问当时的国家大事,询问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情况,并且还亲自拟稿给党中央、国务院发电报,建议成立建筑材料工业部。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想的还是党的工作,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主席曾传话给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劝他好好养病。

周恩来、彭真都曾亲自过问并关心他的医疗。

当时在广州的董必武、李富春、陶铸等都亲切地探视过他;君毅、韩光等也频频从北京打电话向他表达慰问之情,祝愿他尽快恢复健康。

不幸的是,1958年2月10日,他患肺动脉栓塞,在李富春亲临病房关注之下,医治抢救无效,那颗勤奋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时年四十六岁。

薄一波在黄敬追悼会上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对黄敬做了如下评价:

“黄敬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在党的领导下,黄敬同志曾经在复杂和艰难的环境里,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冰雪红墙 3》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豫公网安备 410325020001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