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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主要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他们只处罚那些罪证确凿且罪大恶极并欠有血债的首恶分子。

贫下中农，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中坚力量。

最难办的要数中农了。

不上不下。

又可上可下……

一切都要看执行者掌握政策的尺度和水平的了。

土地改革的第一步是清查“土豪劣绅”，他们通常也是当地的地主组织中头头脑脑。

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他们不仅控制着大批小地主，而且自己手头也握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并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一小块一小块分散在各地的，十分具有隐蔽性。查处起来非常困难。

江青领导的工作组决定先拿下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的大土豪，并以此为突破口，撕开土豪劣绅布下的防线。

工作组决定先拿“陈麻子”开刀。

他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背后控制着一个十分庞大的黑社会组织。

这些被称之为“秘密特工”的黑社会成员，大多戴着不同颜色的袖章和普通的农民一样——都是土改工作者。一时间让人好坏难分，真假难辨。

工作组采取了“外围突破，中心开花”的策略，逐步揪出了一些名声狼藉的恶霸地主，并绳之以法。

当然，一切都是根据《土改工作法》进行的。

那时的人，头脑都很简单。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并严格呵护着“党的生命”。不象现在的人，懂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红头文件，没等下发到地方，一级一级地就变了味。

毛泽东和党中央将权力下放给了省政府，由地方掌握“生死大权”。

人民法院根据土豪劣绅和地主分子所犯下的罪行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量刑的尺度。

江青回忆说，老百姓的愤怒有时是空前的。她的工作组有时不得不出面干预。否则那些被批斗的地主就极有可能被人当场打死。

民兵在被批斗者和愤怒的人群中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

江青和她的团队的其他成员，有时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挡箭牌”，以免审判后的恶霸地主被狂怒的群众撕裂成碎片。

当群众的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人民法院才宣判被批斗者的罪行。立即执行的枪声一响，愤怒的群众转而变得欣喜若狂起来。

只有将那些罪大恶极的“坏分子”绳之以法，才能消除群众内心里的恐惧，进而才能推动土改工作的开展。

江青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终生难忘。

当地群众一直搞不清楚江青及她的团队成员的实际身份。

从她们的衣着打扮来看，这些人无疑是吃国家粮的“公家人”。

江青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她有一架照相机。

在农民的眼里，照相机可是个稀罕物件，只有当官的或有钱的人才摆弄得起。

他们据此猜测，江青一定也是一个“官”。

说不定还是县里来的“大官”。

于是，农民们对她又多了一层敬意。

土地改革总体方案分二步而走。

首先是划分阶级和成分，第二步是土地的再分配。

每一步大约都需要花十到十二天才能完成。

这是江青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当土地再分配工作开始时，由工作组负责划分谁是地主、富农或中农。

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土改工作法》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工作中，武汉地区下属的两个区都曾发生过错误地将富农划成地主、将中农划成富农的事情。

无疑那些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没想到一旦热情过了头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竟然会有如此之大。

江青领导的工作组，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

首先，她不允许在工作中使用“暴力”。

其次，她强调做事一定要“认真”。

毛泽东说过：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

初步调查完成后，她还要亲自打电话向当地官员核实情况，并征询他们的处理意见。

根据上面下达的指标，16至20%的当地人口将被划分为地主或富农。

江青认为不妥，打击面过大。并经常与上面下来的人发生争执。

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所以也就没有人将她当一回子事。

有的地方因土地资源不足，甚至强迫中农交出他们的土地进行再分配。

他们的做法也很简单，将凡是有土地的人统统打成“土豪劣绅”，一切便迎刃而解了。

上面下来的人不听她的话，于是她就找上面或上面的上面的人反映情况。

有时，她竟然会将电话直接打到了省委。

省委的人知道她的身份，自然也就知道她说话的分量。

不过，她总不能每件事都找省委吧？

即便是这样，她虽然为几户中农主持了“公道”，却也因此得罪了上面或上面的上面的人。在上面落下了一个“飞扬跋扈”的恶名。

武汉的天气也如同上面的人一样喜怒无常。

1951年的11月格外寒冷。

江青虽然“全副武装”将所有衣物和沉重的外套全都套在了身上，依然冻得战战兢兢嘴唇发紫。

主席送给她的一件质地很好的大衣被她“忘”在了北京。

她是故意忘记携带的。

一是这是主席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情深意重。

二是大衣质量太好，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严寒使得她的睡眠更加不好，每晚都不会超过二、三个小时。她开始咳嗽，由于没及时看医生，拖成了支气管炎。

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她来武昌看病。

她去了。

可医生开的药没什么效果。

不能责怪医生，当时就这样的医疗条件。

不久之后，她又回到农村去了。

李先念特意给她送来了一车木炭。

让她着实感激了一段日子。

女警卫员整夜为她烧着木炭，睡眠有了明显的改善。可她仍在咳嗽，一时间也很难治愈。

江青每天都要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步行几个小时，常常弄得她疲惫不堪。

看着“萎靡不振”的江青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仍在四外奔走，当地的农民有人佩服、有人同情，也有人冷嘲热讽嗤之以鼻：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这让江青觉得苦恼甚至沮丧。但她仍然咬牙坚持了下来。内心里，她常常勉励自己：

“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斗地主，二是斗自己……”

决不能临阵脱逃当逃兵！

在土地的再分配阶段，她和她的团队都在跟自身的软弱作斗争。

当阶级成分划定之后，土地（不动产）及其浮财（动产）就要拿来被重新分配。

有钱人开始惊惶起来，不知道怎样隐匿自己的财产，闹出了不少荒诞无稽的笑话。

有的财主打开衣柜，将几十件西服和长袍全都套在了身上，以至根本就动弹不得。

不仅是地主，土改中每个人的想法都在缓慢地改变。

江青回忆说，她记得有一位穷得没有衣服穿的贫农，当他分配到一床被子和一件长袍时，他不敢接受。他害怕工作队一走，地主又会重新夺走这些原本是属于他们的东西。

当然，也有一些农民很贪婪。

他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更好。

服装、床上用品、农具或家具？

有些东西他们从未见过，看得他们眼花潦乱。最后干脆抓住什么是什么，也不管它有用没用。

“为什么选这么大的一床被子，你真的需要它吗？”

她抓住一位贫农问道。

江青解释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一位单身汉。当地的青年人大多是单身汉（因为太穷，没钱结婚），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拥有过一张床。

光拿床被子又有何用？

不如拿件农具，生产自救。

在土地的再分配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些农民拒绝接受靠近沼泽地的稻田或土地。担心容易遭受洪水或其他的风险。

工作组的人只得不厌其烦地说服他们，这些“湿润”的土地，其实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因为是按人头分配，有些家庭得到的土地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分散得到处都是。

这也是让人头痛的问题。

还有一些更让人头痛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游牧民族从来就没有住过房子，却分配到了房屋。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房子。

他们更喜欢牲畜。

哪怕是能分到一头水牛的一、二条腿，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在土改工作中江青越来越体会到主席所倡导的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江青一边工作，一边研读社会主义理论。

通过实践，她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土改工作的下一阶段——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地主政府尤为重要。

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在极度的兴奋过后，随即心中又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希望。

工作组要走了。

农民们聚集在他们周围，一边敲锣打鼓，一边流着眼泪。

江青也哭了。

江青自己也没弄明白，泪水中是依依不舍的成分多些？还是被眼前这些质朴的农民所感动的成分更多些？

工作组走后的第二天，小镇上进行了民主选举。

一位年轻的寡妇被选了新的农协主席。

工作中江青与她有过接触，印象不是很深。只是没有想到后来她被揭发出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土改工作队撤回到了武汉，并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总结报告》。

总体来说，土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工作中也难免会发生偏差，理应由具体执行人负责。

有的地方搞土改左倾思想严重，结果导致许多地主受罚。也有的地方，带队的领导思想比较右倾，工作作风保守，不敢得罪地主。

所有的工作组都回到湖北省省会武汉后，其他地区的代表有人问江青和她的团队：

“你们倾向于哪一边？”

江青回答说：

“中农。”

当他们去武昌开总结大会时，省委书记就在大会上明确地喊出了：“别碰中农利益！”的口号。

这等于是肯定了江青的思想是正确的。

接下来他们在汉口休整了一段时间。

当时负责农村事务的是邓子恢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