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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 5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12-23 点击数:308次 字数:

56

 

他们一行人乘火车到了武汉

武汉,中国湖北省省会,副省级城市,中国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

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武汉市区,将武汉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故素有“江城”的美誉。[

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中部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是华中地区的金融、商业、贸易、物流、文化、科教中心。

198612月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武昌起义的发生地。

当火车驶抵武汉火车站时,她突然被告知:“请她及其护卫随从在此站下车。”

其他人继续前行。

这让她很窝火,却也无能为力。

李先念甩开江青,在长江南岸——武昌扎下了阵脚。

江青的满腔热情换来的却似乎是四处碰壁。

也难怪,她的土改工作团队——除了她,所有的护卫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

按照上面的指示,她的团队的工作范围被限定在武汉地区。

并且不允许他们住在农民家里,甚至不允许他们主动接近农民——除非江青一意孤行非要这么做的时候。

警卫员对土改的意义并不太重视,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保护好李进同志的安全!”

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不仅如此,中南局党委还另外派出了一名警卫,携带手枪寸步不离地跟在江青的身后。

每当江青走进农民家,不等她坐下,凶神恶煞般的女警卫早已瞪圆了眼睛紧贴在她的身后。

有了这座“保护神”,无论江青走到哪里,老百姓就像是见到了“瘟神”一样,避而远之。

江青再蠢,此刻也早该明白,这是李先念对她的特殊“照顾”。

有一次,一位与当地的民兵发生了口角的妇女找江青“告状”。没等江青开口,女警卫就像“铁柱子”一样杵在她俩之间。

忍无可忍之下,江青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无名之火:

“作为警卫,你应该做的是协助我,而不是妨碍我的工作!难道你想让我脱离群众吗?!”

冲着她大声吼叫了起来。

其实江青心里明白得很,这不是她的错。一定有人在背后“撑”着她。否则,她也没这个胆。

江青还没有弄明白的是,这幕后人究竟是周扬?还是李先念?

实话实说,到后来江青还真是喜欢上了这个“尽职尽责”的女警卫员。

在生活上,她对江青照顾得十分周到,尤其是在伙食上。

“困难时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江青的伙食标准自然也不能例外。

为了能让江青吃得好点儿,她将自己和丈夫的配额大都“悄悄地”用在了江青身上。

除了江青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警卫之外,她和工作组其他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李进”的真实身份。

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当地的农协主席。

工作中,江青接触到的最多的人也是他。

虽然临近武汉市,可该地区仍然是个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落后地区。

解放都已经两年了,该地依旧是匪盗猖獗。

潜伏在地下的黑社会势力,解放前曾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多次褒奖。

该地的土改工作也迟迟难有进展。

一些落后群众甚至是顽固地公开抵抗土地改革。

所以,警卫员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他们不仅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还要协助好首长们的工作。

当时的公安部门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随便乱抓人。他们必须通过合法途径才能逮捕,或者是拘留某人。

然后还要通过法律起诉等一系列繁琐的手续,才能给人定罪。

只有地主和杀人犯,另当别类。

因为他们属于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土改工作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推翻“三座大山”上面来。

一个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中国的屈辱史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先从根本的内因说起。

当时的中国即使康乾盛世之后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一切的政事都由皇帝亲自料理,但是纵观整个大清朝还未能有一位象雍正帝一样亲政的君主,也决定了雍正之后的皇帝如同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君不行,下面的八旗子弟也不会好,贪污腐败横行,这一切导致了清朝的没落,而归根结底都是封建主义高度发达的标志——中央集权制的完善惹的祸,那么清政府就真的不思进取吗? 

1840年是道光年间,中国面临了近代史上的第一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这次的失败让清政府进行了第一步改革,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建立了号称排行世界前五名之一的北洋水师,结果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海战之后,圆明园被烧,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证明了什么,清朝子弟不努力吗?

错了,满清贵族也是有好男儿的,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后,满清王爷僧格林沁率两万骑兵迎敌,结果被几百英法火枪兵打的只剩下六个人。

这不是我为清政府说话,这是史实,不过败了毕竟是败了。

紧接着便是清政府的第二步改革,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戊戌变法开始了,百日之后失败,西方的政治制度进来了又如何?

紧接着便是八国联军侵华,让中国完全沦为了“双半”社会,清政府又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学习西方的法治宪政思想,开始实行立宪,颁布了号称中国伪宪法之鼻祖的《钦定宪法大纲》。

我们不能说清政府不努力,可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烂泥扶不上墙了。

因为什么,封建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对待封建主义不能采取改良的方式,而必须完全的消灭,从中国的历史上清除。 

下面分析一下外因,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破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

道光年间,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产生了工业资产阶级,他们把邪恶的目光放在的中国的国土之上,他们要求大量掠夺资源来进行资本主义积累,于是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逼迫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仅仅过了二十年,西方又完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各国步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不再仅仅需要原料,而是广阔的市场,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甲午中日海战,逼迫中国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然后对中国的主权进一步蚕食,掀起了瓜分狂潮。

又是二十年,八国联军开始借口侵华,这次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号称卖国契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丧失了主权。 

外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害是无情的强奸式的,他们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了,当然,这也是给自大的中国人的当头棒喝。

没有列强的侵略,西方的先进就不会进入中国人的眼球。

但是想要洗刷耻辱,就必须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重新找回属于华夏民族的尊严。 

身为中国落后挨打的内因和外因我已经简单的分析了一遍,内因和外因的解决,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所以消灭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任务,也必须是中国人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而官僚资本主义却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它既不是内因也不是外因,而是形似中国大地上的一颗毒瘤,平时虽不致命,但是不及时割除,一旦癌变,后果不堪设想。 

我刚才说过,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导致中国的大地变得贫瘠,再也没有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于是在这种环境下,本来应该代表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开始变质,他们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里外逢迎,内要打通清政府的关节,外要应对帝国主义的竞争与欺压,在这种土地之下,当然不乏象以“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真正救国救民的英雄好汉。

而另一种力量,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军阀的力量更强,他们很快夺取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并开始分赃,袁世凯死后,军阀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占山为王,发动了多次军阀混战,而且数年之内总统轮番坐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闹出了“贿选宪法”的闹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毒瘤在慢慢扩散,一旦军阀得了天下,那么就意味着毒瘤发作,中国大地同样也会无可就药,这个时候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真正的胜利。 

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分别是中国屈辱落后的内因,外因与畸形原因,合称三座大山。

这三座大山一直和新民主主义斗争到中国解放,最终以三座大山的倒塌的告终为标志。

这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才是中国的正确之路。 

1 帝国主义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控制、操纵中国,最终从中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2 政治上,西方列强践踏中国的神圣主权。经济上,帝国主义牢牢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文化上,实施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培养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买办文人。 

3 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 

4 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和中国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

5 封建主义的统治也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拦路虎。 

6 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和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使中国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反对封建主义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7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以独创性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创造条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

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一座桥梁,打开一个通道。

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求得人民解放。 

三座大山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指我国新民丅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这三大敌人,好比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

但已经被中国共丅产党的智慧和武力化解了。

人民才得以站起来。

第二阶段指如今社会主义存在的三大难题,即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

这三大难题让很多人望而生畏,是如今社会的一个焦点。

毛泽东做梦也没有想到辛辛苦苦领着全国人民好容易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家里有六个半亲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青的前半生即文革前无论怎么说都是清清白白彻头彻尾的革命者,至少也算得上是半个“烈士”。)他刚闭眼没多少功夫,中国人民又让新的“三座大山”压在了头上,而且压得更沉重……

半个世纪前,伟大的革命领袖,穷人救世主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推翻旧三座大山(其实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无数先烈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时光轮回,历史是讽刺的,50多年过去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得国人再次弯下了腰!

压得生存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儿女们前途堪忧。

住房、医疗、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新三座大山,这三座沉重的大山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

这三座沉重的大山剥夺了许多人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苦。

住房这座大山最为沉重,许多工薪阶层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在简陋拥挤的条件下居住,所有的积蓄还买不到一个“安乐窝”,大多数人“啃老”或者东拆西借付上个首付房款,然后10多年到20年不等那么辛苦供房,一辈子节衣缩食,成了个“房奴”,而且房价还在不断成倍的攀升!

房子俨然成为中国人心头之首痛,如同挥之不去的梦魇困扰每个中国公民;医疗也是凡人心头的痛,看病贵,看病难困扰着每一个国人,尤其是广大的农民!

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就是借改革之名形成的,如今住房、医疗、教育“改革”改得遍地是高楼、到处是医院、四处是学校,可是这人民反而住不起房、治不起病、读不起书了!

“三座大山”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难”与“贵”。

在计划经济时代,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大山”是不存在的。

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三座大山”如同紧箍咒一般将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圈在三大领域,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

在计划经济时代,医疗、教育、住房也是存在着很多弊端,改革以后,在缓解原来存在问题的同时又形成了新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在医疗、教育、住房等这些直接关系人民生活的重要领域,完全市场商品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其实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医疗、教育也是国家公费管理部分的占支配地位,住房也是国家政府关注解决的,通过规划住宅区、鼓励民房出租、建设经济住房、廉租房等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在直接关系民生的领域,完全市场商品化是行不通的,要有国家的计划商品进行调节,否则其市场价格就会脱离正常盈利水平和群众的可接受能力。

不管是计划的还是市场的生产方式,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

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社会生产的手段,我们的计划和市场,都应该是为了更好的调节社会生产以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健康生活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不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是是否以满足群众物质精神生活需要为生产目的。

朱德《纪念党的四十周年》诗:

“三座大山齐推倒,两重革命一肩担。”

 郭沫若《悼念毛主席》诗:

“三座大山齐倒地,五星红旗高入云。”

同样,朱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刚帮着毛泽东推翻了三座大山,没等他走到马克思跟前“报到”,自己的小孙子就被人压在了另外一座“大山”下,而且是“永世不得翻身”!

只有郭沫若的梦想成了真,中国的航天员真的高举着五星红旗上了天。黄泉路上让他依然耽心的是,那面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印有镰刀和斧头代表着农民和工人利益的党旗,还能高举几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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