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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整理以上这段文字的。它对我心灵的震撼并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就打不过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而且是连败两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难道真的如林彪所说,美国有原子弹,中国有“精神原子弹”?
原子弹是美国人手中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威慑武器。
早在1950年7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提出,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在朝鲜参战,美国应该使用原子弹,并认为这可以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
与此同时,美国有关部门就可能使用原子弹的数量、目标地区以及使用时间和运输方式等问题展开了研究。
当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
最后,停战谈判阶段,面对美国的核压力,中国领导人表示蔑视和怀疑,美国根本不会真正使用核武器,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对中国大陆。
首先,敌人若使用原子弹,会引起全世界人民公愤和反对,会受到全世界的人民的谴责。
其次,由于志愿军处于宽正面作战,当时敌人的原子弹不多,可能不敢运用。
再说,原子弹已经不是美国独家所有,美国的人口、工业密度集中,真打起来,苏联原子弹对美国的威胁要大得多。
原子弹就是一个吓唬人的东西。
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
我问江青:
“中国人真的不怕美国人扔原子弹吗?”
“怕!”
江青十分肯定地回答:
“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怕,就可以高举双手,任由他人宰割吗?再说,主席判定美国佬不会,也不敢在朝鲜扔原子弹。除非第三次世界大战。”
“您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有可能发生吗?”
“主席说了,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危险就一天不会消除。”
“何时?何地?”
“主席说了,战争的导火索在中东,点火人是日本。什么时候爆发?那就要看中国人争不争气了。总之,中国越强大,发展的速度越快,战争的机率就越小。”
“您真的以为将来中国能超越日本和美国吗?”
“怎么?你不信?!”
江青反问道。
接着:
“你真的以为十几亿中国人只会躲在家里‘搓麻将’或做‘白日梦’,就没有人在干正经事吗?”
江青的话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名言: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
中国人就是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做梦,而且是做美梦。难道不是吗?
这时,我也用上了反问疑问句。
不过,话可没敢说出口。
我突然注意到江青在我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一些数据和毛主席发表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同时,我还注意到这些数据与官方的说法有一些差别。
比如,正式公布的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日子是
有关志愿军的伤亡数字也比官方公布的要大得多。
还有一组数据,我怎么看都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我问江青道。
“志愿军回国时,有一部分人‘自愿’留在了朝鲜。”
江青答道。
“……?!”
我脸上的表情,惊叹号明显大于疑问号。
“三年打下来,朝鲜的男人差不多都打光了。金日成提出来,想让志愿军给他们留点儿种。老彭不同意,官司打到了主席那里。最后,主席还是点头了。”
结果,志愿军归国时,有的部队整团、甚至整个师成建制地留在了朝鲜。
我不敢公布这组数据,恐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
毛泽东说了一句: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就这样毛泽东的儿子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国土上。留下一些家里人陪伴他,以解儿子的寂寞和思乡之愁。或许,这就是当年毛泽东的一点儿“私心”吧。
彭德怀的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
这点,我亦早有耳闻。
“听说彭德怀经常顶撞主席,是真的吗?”
我想亲自从江青的口里得到证实。
“不对。极少!”
江青的回答十分肯定。
“第四次战役本来是可以不打的,打也没有胜算。主席没有强迫他,只是拍了封电报给他,征求他的意见。”
主席的诚恳,使彭德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让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证明主席是对的。
彭德怀领着二十万志愿军用血肉之躯为主席赢得了在国际上斡旋的空间和时间。
但第五次战役彭德怀为何不乘胜追击?将美国佬赶出朝鲜半岛?我还真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说彭德怀跟金日成也吵了一架,差点儿没搧他两耳光。是真的吗?”
“真的。”
江青没加思索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打不赢的仗,他偏偏打赢了。眼看就要胜利了,可他为什么又不打了呢?”
“他肚子里有火,蹩屈!”
我知道,这件事与毛岸英之死有关。
原本是金日成打电话叫彭德怀去开会的。可到了那儿,金日成什么正事都没谈。不到十五分钟,家里就出事了!
“为什么不将毛岸英带在身边?”
彭德怀当时肠子都悔青了。
从此以后,彭德怀就再也没有给过金日成好脸色看。
当毛泽东问及此事时,彭德怀照样亮起了粗嗓门:
“老子把人都打光了,只怕他连个‘谢’字都不会说!”
主席默默地挂断了电话,算是“默许”了。
历史证明,彭德怀此举歪打正着,为中国免去了许多的“麻烦”。
志愿军回国不久,金日成就开始了“清党”运动。重点是清查“延安分子”。
朝鲜的党史和中、小学教科书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从不提及“抗美援朝”这四个字。
更有甚者,为了向苏联人表示点儿什么“意思”,金日成下令彻底摈弃了朝鲜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
想想,中国人后来帮助“同志加兄弟”的南越人第二次打败了美帝,消灭了北越,统一了越南。
可结果呢?
同志没了,兄弟也没了。身边倒是多出了一只“白眼狼”。
这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连我这个美国人都不能不佩服当年彭德怀的英明之举。
“彭老总,英明伟大啊!”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拒绝遣返在朝鲜抓获的战俘,并将他们直接送去了台湾。
另一方面,却恬不知耻地向中国方面要求遣返美国战俘。
台湾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
可是,你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江青一字一句地重复着毛泽东当年发出的这句庄严的口号。
不知是否另有含义?
是啊,主席说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想,重点在“一定”,而文章却在“解放”二字。
如果将来共产党的接班人不是“解放”而是“统一”了台湾,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了,我发觉中国话特别有意思。简直就是人类的智慧和语言的结晶。
比如说:
“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
加起来就是七十年。
还有:
“风水轮流转。”
历史上国共合作了二次,二次都是共产党尝尽了甜头。如果七十年之后真有第三次合作,这风水会不会转到国民党那边去呢?
现在中国人越来越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但愿我的耽心不会成为现实。
一不留神,我发现我的思想跑题了。
江青仍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朝鲜战争的辉煌胜利,并罗列出了一系列的数字:
“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共歼敌1,093,800。其中美军400,000;联合国军397,000人。都是一些从其他国家东拼西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三年下来,我们共缴获了10,000架飞机、560艘炮艇和3,000多辆坦克。”
以前,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是蒋介石。现在,这冤大头轮到美国佬来做了。
战争的唯一区别在于“正义”或“非正义”。
朝鲜战争,正义在中国和朝鲜方面。
在朝鲜的每一个志愿军战士都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
“你们要珍惜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他们做到了。
真的做到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其实是个爷们!”
江青嘴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一时间让我愣住了。
“竞选总统时,他承诺要结束朝鲜战争。作为总统,他付诸了行动。他的‘空军一号’降落在了朝鲜半岛,虽然只是签定了一个停战协议,但他的意愿是真诚的。”
记得毛主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问江青:
“现在,谁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和朋友?”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江青十分巧妙地用主席的一句话,将这个问题搪塞了过去。
见我不语,江青接着补充道:
“我们有三个敌人,但朋友只有一个。”
“哪三个?”
“日本、印度和苏联。”
我明白了。
中日之间是血仇。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这笔血债迟早是要清算的!
沙皇俄国霸占了多少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子孙后代一旦有了出息,难道不想再“要”回来吗?
中印之间,争的是“口粮”。记得主席说过:“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二十亿印度人和十五亿中国人难免不会有一天因吃饭问题而大打出手。
至于朋友,毛泽东为什么认定是美国呢?
江青笑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嘛。再说,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美国人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过中国人的。不仅是飞机大炮,还有他们的血肉之躯!”
我知道,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血浓于水”。中美之间这种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而缔结的友谊,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别看美帝国主义喜欢管闲事,爱做世界警察。但美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朋友!”
江青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