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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 1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11-18 点击数:385次 字数:

10

 

因饶、姚谐音,加之革命工作的保密需要,中青年时期的饶漱石常常被战友们爱称为“小姚”。

1941111,在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期间,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政领导人叶挺(字希夷)、饶漱石: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在此,饶被毛泽东昵称为“小姚”。

193911月,饶漱石回国后转到新四军内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书记为新四军政委项英)。

初到新四军中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加上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全无联系,初来乍到就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的饶漱石当时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

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饶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致使饶“常常产生自卑心理”。

因此,他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间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他更特别注意克己,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

无疑,他这样做是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的矛盾。

后来,他在检讨材料中坦承:

“我的这种态度,虽然主要是想给同志们好的印象,以便于工作,但同时也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因素。因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问题上‘谨小慎微’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而在若干大的问题上,却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由于项英对中央和毛泽东不满,叶挺是党外人士,所以毛泽东对饶漱石甚为重视,亲切地称他为“小姚”,让其和叶、项共同负责华东方面的军政事宜──如194096,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中越过项英,直接要求饶:

“小姚负责调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小姚的材料限于121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供七大用。”

194119,在皖南事变已经发动、新四军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擅自离队的情况下,饶漱石、叶挺领衔以东南局名义向中央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电报痛陈敌情:

“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另一封电报则要求临机处置,以饶漱石代替项英:

“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叶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临机处置方案: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建国后,饶漱石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过程中,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

按当时惯例,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由各大军区司令员兼任的。

为此,毛泽东曾两次提议由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但陈毅觉得自己已经兼任上海市市长一职,就谦让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

于是,毛泽东指示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知晓后对陈毅说:

“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

结果,他根本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结果,1949122,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饶如愿以偿。

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

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

对此,饶自己也是心虚的,他后来承认:

 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内,饶漱石还是兢兢业业的,并曾多次得到毛泽东肯定。

1950428,毛泽东在致饶漱石、邓子恢(当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小平(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的电报中曾指出:

“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

在此,毛泽东点名表扬了饶领导的华东,并实际上对负责中南、西北工作的邓子恢、彭德怀提出了批评。  

出于对饶的关心,中央和毛泽东曾让饶到北京休养过一段时间。

可是,生性多疑的饶却无端揣测中央让他去京休养是“调虎离山”。

为此,他曾专门深夜造访毛泽东,无话找话说,想从毛泽东的口风中试探出中央对自己的态度。

1953年初,饶漱石被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随着地位的上升,他更加洋洋自得起来,曾在一些同事中大放厥词:

“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1952年底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党内野心家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同夺取党中央大权。

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

“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准丢不了人。”     

 对于高岗的美言,饶漱石也投桃报李,加紧“倒刘”活动。

他一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马上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这也是郭日后挨批的原因之一)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

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

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

1936830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地说:

“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

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1953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高岗、饶漱石利用毛泽东批评薄一波主持的财经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企图间接达到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威信的目的。

在会上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声色俱厉、无中生有地指责说:

“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

结果,高岗、饶漱石“明反薄(一波),实反刘(少奇)”的目的部分达到,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12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1953812,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弦外有音地指出:

“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

可惜,也许是利令智昏,高、饶没能领会毛泽东的警告之意。

初尝政治斗争甜头的高、饶决定乘胜出击拱倒刘少奇。

1953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大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

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

会上,安子文受到警告处分,高、饶阴谋又告得逞。

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饶漱石活动得更加厉害。

高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挑拨离间,捏造所谓“两党论”、“军党论”、把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两部分,胡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企图改组党的领导,由他任党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政务院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

“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

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问题,意味深长地说:

“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1953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

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

陈毅不明就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很冷漠。

陈毅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

“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

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

“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19531226晚,毛泽东在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向前来迎接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华东负责同志说了饶漱石的问题。

这时,中央已决定调张鼎丞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

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告诫张: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显然他要张鼎丞在中央组织部里全力牵制饶漱石的非组织活动。

此时,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的问题。

在此之前,他向高、饶发出过警告,并分别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4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

26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

全会做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做出,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被彻底粉碎。党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195425,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

26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两次建议的精神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同时,会议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

会上,饶漱石在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在“黄花塘事件”及与安子文争吵问题上的错误,清点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并要求严肃处理:

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从215225,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

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送到杨尚昆处。

经过汇总,杨尚昆再向毛泽东和其它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

其间,高岗触电自杀未遂,使座谈会中断过一天。

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一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1、黄花塘事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在陈谦让时,玩弄手段取而代之;

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问题──承认当时他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认为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 

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在检查的结尾处,饶漱石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八顶“帽子”: 

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

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

4)宗派主义;

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

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

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做完书面检查后,饶漱石就无所事事,静候处理。除偶尔去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他几乎足不出户。 

 面对高饶的迅速蜕变,曾和饶漱石长期共事的陈毅感触颇深,他在1954年写下了《手莫伸》一诗,意味深长地警戒自己,激励世人,诗曰: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553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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