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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 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11-12 点击数:252次 字数:

4

 

195012月,《武训传》公映。

根据孙瑜先生的回忆,“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当时,影片还在中南海专门放映给中央首长看,看完后, 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

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电影“很有教育意义”。

影片公映后观众和知识界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类报刊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

孙瑜专门在报纸上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扮演武训时自己受到的教育,作家端木蕻良撰文赞扬了武训的奉献精神,全国各类武训学校和育才学校的校长们表示要把“武训精神” 进一步发扬光大。

历史飓风起于青苹之末。

虽然电影《武训传》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文艺作品,虽然报纸上发表的各界对《武训传》的各种好评也不过数十篇,虽然自前一年底首映起《武训传》已经度过了平静的早春,但是由春入夏之后,一场暴风骤雨必然要按照既定的节拍迅猛袭来。

毛泽东于1951520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在历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社论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完全不同于现今专栏作家的随笔,很多时候社论都是以檄文的面目出现的。

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文章还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文章最后指出,“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这篇社论不谛是一个旱地惊雷。

这是解放后中国第一次发生的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大事件,对新中国文艺和教育的未来走向,这篇社论起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人民教育》刊物适时发表了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与《人民日报》的社论相呼应。

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胡绳、黄炎培等革命名流和民主派人士踊跃参加,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

《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专门登报做了检讨。

《武训画传》的作者李士钊,以及马叙伦和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

《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

这种批判是规模爆发式的,据统计,从510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到19518月底,全国各类主要报刊上个人署名的批判类文章就多达800余篇。

重头戏继续上映。几乎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所有的影片都受到批判和禁止,私营影业迅速消亡。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

一时全国众多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在当时非常时髦的名称。

其他以武训为名的各种机构也纷纷 “旧貌换新颜”

悲哉!叹哉!从此武训这个名字便只能出现在黑名单上了,“但愁前路无知己,今后谁人能识君?”

很明显,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而且执行的效果完全符合了决策者的意图。

《武训传》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并且它在拍摄过程中做出了很多牺牲原著和武训本人真实经历的修改,尽管如此,它还是逃脱不了被政治“板砖”迎头痛击的命运。

这场政治“大片”的演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高潮继续向前推进着。

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

调查组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

这个调查组,以掘地三尺的功力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深入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这些当年武训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大量当地各阶层的民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完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文化大革命”中,有报纸说:

“领导调查武训历史”是江青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第一次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上阵,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搏斗”。

江青到了基层,见到了一些前清的老秀才。

县委早已事先打了招呼,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被调查的人中有一位在清朝当过山东巡抚张曜手下当过兵的老人,叫李汉邦,1951年时已80多岁了。

当他听说北京来人调查武训,张口便说:

“武圣人是个好人啊!他一辈子吃苦耐劳,攒钱为穷人家的孩子办义学。”

他还说:

“我亲眼见过武训,也知道他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是山东巡抚张曜张大人来临清的时候 ……”

当地干部赶紧对他耳语:

“武训挨批判了,说话要注意!”

后来调查组再问时,老人便说:

“你们在说啥?我耳朵聋,听不到啊!”

老百姓想不通,他们只是简单的认为,拍电影的人不知得罪谁了,牵连了武训,害了他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

《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批判武训这一政治运动推向全国性的高潮,历时一年之久。

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

“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

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至此,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

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在《武训传》大批判中所运用的手法,被大量复制到后来的各种运动中。

我们可以从57年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武训传》大批判的影子。

唯一不同的是,《武训传》大批判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口诛笔伐,但在后来运动中,口诛笔伐再加上人身迫害成为主要的手段。

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命运,实际上从《武训传》大批判开始,就早已经注定了。

十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武训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

三十年这个数字对武训来说似乎是个重要的数字。

当年武训用了三十年时间来乞讨,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

而《武训传》自公映之日起,三十年后的一天,才有人提出应该为武训平反。

1980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

“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

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

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

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

张经济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和鼓励。

但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过于微弱,不会产生任何波澜。

直到1985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中肯定陶行知的历史功绩时顺带提到《武训传》大批判不是“基本正确”。

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权力话语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但毕竟定了一种新的调子。

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的批判,由武训而波及陶行知先生,到了1985年,则反过来,平反由陶行知而推及武训。

历来的平反总是以一种模式重复着。

这种平反中,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

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

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

也许,由于他已经是历史人物,只能靠历史来评判。

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

对他来说,生前的苦难他已经尝尽,死后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

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

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

如果现在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

年轻一代不知武训为何方神圣,而对阅历丰富的人来说,提到武训,大家大概只能想起曾经有那么一场政治运动与此人有关。

过去整个民族曾经以政治酷刑对待了武训,而现在整个民族则以失忆的方式对待武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武训似乎彻底缺席了。

与武训几乎是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叫菲斯泰洛奇,他出生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

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

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

他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

他自述道:

“我一直充当一位受冷落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

做这些事情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即使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

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

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

后来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

法国著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

“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呼吁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的武训,现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淡出历史舞台的趋势。

“捧起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或许这才是武训先生真正期望的。

但是,难道这也是我们今人所期望的么?

陶行知先生四十年代的经典文章《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

只是倘若今天陶行知先生知道了“郭美美”事件,他还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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