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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得浑涵深邃
本章来自《《牡丹仙子》》 作者:华尚花
发表时间:2015-11-11 点击数:915次 字数:

第十六章 涵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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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牡丹之爱,是北宋民俗文化在牡丹审美中体现最为显著的一点。

唐人对黄色牡丹感觉一般,宋人却极为推崇,将黄色牡丹冠于其他颜色牡丹之上,其中的姚黄更因其色彩纯正被奉为牡丹之王。

在所谓“五行”民俗认识中,黄色归“土” ,代表大地,万物生命之源。

土在五行中部,是为中原正统,是王权的象征。

自古以来,皇室均以黄色为基调,昭示其尊贵。赵匡胤黄饱加身,就意味着皇权的获得。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皇家规定,民间“一切不许着黄” ,使黄色正式成了一个不可凌越的尊贵色彩。

这个规定本身,即在强化黄色的尊贵,让庶民万姓敬畏。

姚黄具有尊贵的明黄色,端庄雍容,俯视群伦,风范至尊,难怪宋人奉之为牡丹之王。

紫色牡丹之爱,是出自于红色之爱并凌驾于其上的。

红色牡丹,在北宋时期得到推崇,不仅在各类品种中最为丰富而且名品辈出。状元红、瑞云红、潜溪绯,更是地位高卓,身价不菲。

古代中国人为什么更钟情于红色牡丹,为什么总以红色来装点喜庆场合?

也就是问,古代中国人为什么崇拜红色,而欧洲人则喜爱蓝色?

红色崇拜的来历,众说纷纭,但从根源上说,红色的太阳、火与血的崇拜,是山地文化的必然选择。

火红的太阳给人类以温暖、希望,几乎是一切山地人、黄土地人文化崇拜的起点与源头。

温暖的火苗,同样是希望、活力的象征。

鲜血是生机和生命的本源,强势和杀戮的标志。

想象一下,当你看到红色会不会悚然惊悸?所以红色大多用于争战,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有警戒作用。

想象一下,当你在暗夜中看到黄色的灯光,会不会在心中升起一股暖意?

从光学物理上来说,红色和金色属于暖色,给人以温暖和愉悦。

蓝色是海洋的颜色。欧洲,纬度较高,气温较低,离海较近,人民性格更加理性,所以喜欢蓝色。

红色在古代华夏民俗文化中得到了极大推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更是宫廷权贵们的专属色调。

今天,我们还能从那些现存古建筑的红门、红柱、红墙中体会到所谓“朱门”概念的强势。

自先秦起,颜色就被赋予了等级,历代律条中有不少关于红色的规定。

唐朝和宋朝,五品以上的官僚才有资格穿红色官服。

红色表示权势,自然就是尊贵,以红色为主调的牡丹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紫色,是红色的极致,红得发紫,红到发紫,可见其意。

华夏先人对紫色的喜爱由来已久,相传,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举国上下仿效,一时间紫色布帛炙手可热,价格绝伦。管仲建议桓公做出厌恶紫色的样子,三天以后,境自就再也没有人穿紫色的衣服了。

宫廷文化,也就是权势者的好恶,力量何其强大。

这也说明,紫色在这时,已经是尊贵的象征了。

此后,紫色的地位不断高升,豪门贵族对于紫色的垄断越来越厉害,大红大紫成了权贵的专用装饰色彩。

故宫的城墙,被染上紫色,因而称作紫禁城。朱紫豪门,奢华昌隆,紫气东来,尊贵吉祥。

紫牡丹名品和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尊崇地位较之红花更高。魏紫被奉为“花后” ,尤为典范。

花色属于花卉的自然属性,有着牡丹的生物种性因素,但黄色和姿色能得到优先选育,则有着明显的人工选择倾向。

诗人说:“白花冷淡无人爱” ,侧面表现着古人对白色牡丹的冷漠。

冷漠,导致实际种植培育和文化审美的疏远,直接导致白牡丹品种中佳品少之又少。

北宋社会,上上下下,都特别看重纯正的黄色、紫色与红色牡丹,推崇,宠爱,偏好,培育,于是,这几种色彩的牡丹名品辈出。

人们对黄、紫、红的崇尚,其实还是根源于等级意识,一种对上等人如权门豪贵富足生活的向往。

牡丹的富艳华贵、红紫硕大,不仅符合权贵们的胃口,也是平凡庶民的心理愿景。

牡丹文化,渊源深邃,与传统民俗心理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当然,牡丹受人尊崇,也有生物学的原因。

牡丹能称花王,在生物种性上自然也有其得天独厚之处。

牡丹花型之大,在整个花卉王国之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花朵直径可达二十到三十厘米,甚至更大。

《铁围山丛谈》所载,宋神宗簪在头上的那朵黄色牡丹,直径有四十厘米,实在惊人。

而且,牡丹多为重瓣花,葩英重叠、层层高起,往往一枝便能独领东风。

魏紫、左紫、潜溪绯等名品,无不是重楼叠起,而且开头宽硕,端庄圆整。

梅花、桃花等其他传统名花,直径都很小,右且多为单瓣,靠技干与花团锦簇而成景致,牡丹之丰硕胜其太远。

没有花型上的硕大圆整,雍容端庄,富丽堂皇,气压百卉,很难获得花王、花后之称。

牡丹花色的繁复明艳,更是少有可比。

很难从花色中概括牡丹的特质。

高洁素雅,超凡脱俗,遗世独立,风骨清贞,气度从容,尊贵高雅,端庄柔美,百媚千娇,举世无双,“美艳不可方物” ,“气象不可侵犯” ,都无法概括牡丹的繁华富贵,高洁优雅等等色彩品质。

另外还有一朵双色、复色等牡丹,更是艳极无双。

牡丹色彩的复杂繁多,也铸就了至尊无上的文化象征意义。

“历数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 ,就生物学规律而言,花大、色艳则又往往无香,海棠即是如此,引人叹息不已。

牡丹却是个例外,国色与天香兼占,“香遍苓菱死” ,“并香幽慧死” ,“清香宜引玉飞线” ,“清香足以荐樽尊罍” 。

牡丹之香,宋人赞誉为清香,其实也有点苦香,并不俗艳浓烈,却是朦胧幽玄,清雅素淡,极好地传递出淡雅闲静的精神气质与风格种韵。

牡丹称谷雨花,要到谷雨之后才次第开放。

在百花竟发、争奇斗艳的盛春,牡丹默默无闻,等到群芳凋零才暖缓盛放,这更是其特立独行之处。

牡丹雍容大度,退避残春,不与百花争艳,“敢让百花先”之君子气度、王者气魄,令人敬仰。

牡丹高掩群芳、异禀天赋,若是盛开百花丛中,定使群芳失色,因为牡丹具有“让百花出头”的高浩秉性,故而从容自持、优雅达观,敛容退避,殿春开放。

牡丹并不恃才傲物,推迟花期,谦恭地退居残春,避免了在百花中争艳之俗,又有力挽残春,消解春愁的功德,实在不愧是尊贵雍容之王者,谦恭和顺之君子。

晚开,是牡丹文化品格塑造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牡丹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对土壤地力也有较高的要求,花工的养护,对牡丹的花朵大小、品种变异有着直接意义。

“弄花一年,看花十日” 。由于牡丹娇弱,养护措施总是伴随种植观赏活动始终,“上张帷幄遮,旁织篱笆护” 。

雕栏画阁、重帘叠幕,是宋时牡丹常见的生存环境。

天生富贵,是蓬门荜户无力承担的奢侈,也就显示出了牡丹的富贵。

娇弱的牡丹,要求优越的生物条件,优越的生物条件,又促使了其审美地位的飞升。

色、香、形、韵、花期、生存条件,诸多生物特色,使牡丹天生丽质,绝代芳华,又得高雅富贵,端庄雍容之意蕴,冠领群芳,称王称后,也就不负人们的审美苦心了。

 

062

 

牡丹的文化意义确立于北宋,但其与大唐的盛世繁华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

一般人们认为,雍容端庄的牡丹,是大唐盛世的象征。

在大唐的诗文作品中,不乏情韵惧佳的优秀篇章。

舒元舆的《牡丹赋》 ,李白的《清平调词》 ,刘禹锡的《咏牡丹》 ,李正封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皆是典范。

这些作品,以高姿态将牡丹推向人们的审美视野,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唐尤其是中唐时牡丹审美文化的奠基,为北宋牡丹审美文化的成熟与繁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过几代君主的休养生息与励精图治,社会开始全面恢复繁荣稳定,人们的眼光开始投向那些能够体现自己审美观念与审美理想的物品上,富贵天成的牡丹开始引人注目,成为皇家贵族争相追捧的时尚宠儿。

人工栽培,是观赏的前提,人工培育新品种,是应观赏规模扩大和档次提高的需求而出现的。

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牡丹审美文化的萌芽。

唐玄宗开元初年起,唐代社会进入新的盛期。社会经济文化成熟,牡丹作为盛世锦上之花,受到权贵们的攀比追捧,牡丹审美观赏活动盛极一时。

中唐时期,唐代宗大历年间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洛阳牡丹开始崛起。

以前是“车马如狂、以不耽玩为耻” ,现在,牡丹作为素材,广泛进入文学、绘画与工芝美术领域。

牡丹审美文化出现发展。

安史之乱打断了盛唐文化的势头,牡丹审美文化也受到严重挫折,但随着中唐社会秩序的恢复,人们在原先的文化取向上再度“出击” ,更痴更狂,难以抵挡。

晚唐五代时期,随着社会的衰落动荡,牡丹种植观赏有所没落。

战火烧毁了东西都城繁华似锦的牡丹,也浇灭了人们对牡丹的狂热。

五代时期的牡丹文化现象,是牡丹题材绘画大量涌现,形神惧佳的绝品不少,这个时期的绘画观念,对牡丹审美文化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北宋前期,是牡丹审美文化的复苏与持续发展时期。

洛阳成为牡丹种植观赏中心,牡丹审美观赏活动开始蔓延开来。

在这几十年间,牡丹审美文化在吸收唐五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走向真正的繁荣。

唐人崇尚牡丹,为牡丹如痴如狂、人流如潮,然而唐人对牡丹的认识,始终停留于国色天香的物色之美的品赏,即使是对物色之美,也不曾细加品别。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颜色深重,浓烈繁华,但“深色花”究竟如何,贵在何处,不甚明了。

宋人不一样,他们特别注重品第分类、鉴别良优。

成于五代末至北宋初的《清异录》载:“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鋹主面缚,伪臣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叹。有搢绅谓曰:‘此名大北胜。’”

可见,宋人用牡丹来象征一种恢弘壮观的气势。

《越中牡丹花品》则将京城重地之外牡丹逐渐盛行的民俗风情画卷有声有色地铺展开来。

越之好尚,惟牡丹。其绝丽者三十二种。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

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雨微云,谓之养花天。

俚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

丙午岁八月十五移花自序,丙午雍熙三年也。

宋人观赏牡丹的热情、盛况在大唐是没有的。

宋人不问亲疏高下,坐在一起弹琴赏花,陪酒唱歌的风雅闲情,也不同于唐人土财主般的“百宝妆栏、一掷千金” 。

洛阳牡丹经过唐五代百年积累,已经到了繁荣成熟之境,种植观赏,热闹非凡,花开之日,名动天下。

“姚家门巷车马填,墙上墙下人擦肩” 。可见观赏规模之大。

宋人对牡丹新品种的自觉关注,在前代是不曾出现过的,“姚黄”即出现在此期,代表着宋人的佳品开辟之功。

唐人称“归到江南无此花” ,“此花南地知难种” 。到了宋,牡丹不仅在南方枝繁叶茂,而且成了南方人的时尚新宠。

牡丹审美文化,至此走向丰富多彩,出现万千气象。

各种牡丹审美文化形式,文学、艺术、民俗等,在宋都以蓬勃之势迅速铺展开来。

北宋中后期,是牡丹题材文学的鼎盛阶段。

宋仁宗中期到宋神宗中期,牡丹审美文化高度成熟,整个社会牡丹种植观赏成习,处处繁花似锦,人们爱花若狂。

牡丹诗词文化,宋虽赶不上大唐之波澜壮阔、横绝百代,却也人才辈出、彬彬之盛。

整个盛宋时期,社会沉浸在一种风骚典雅的文化氛围之中,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成熟的风格,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盛宋时期,士人生活进一步艺术化审美化,琴棋书画诗酒花成为日常生活之必需,牡丹文化,经过长期积累,也达到了高度成熟的临界点。

宋朝的文化繁荣几乎是公认的,那么,从汴州到杭州,有哪些变化呢?

“人间”就此问题请教娟娟,请仙子发表看法。

仙子谦虚地说,请教不敢担当,愿意与见哥讨论。

可以用来讨论的样本,当推宋词和书画。牡丹词和牡丹画固在其列。

“人间”说:“宋朝北诗北词和南诗南词,分别是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北宋往往直抒胸臆,南宋常常曲折表达。应该是,北宋时高情远致可以展示,南宋时朝廷的不思北归让人气闷。”

仙子道:“见哥从政治和军事着眼,非常正确。但是娟娟认为,北南诗词风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音乐的变化。”

壬寅听得仙子的话,接口说:“仙子果然独到,诗词是音乐文学,不要忘记。”

甲午赞道:“仙子做过那么多五线谱曲,简谱曲,讲讲宋朝的流行音乐,我们爱听。”

仙子微笑道:“小虎子和小马儿嘴甜,爱学习应该表扬。”

娟娟说,中国社会到了宋朝,还没有找到科学记录音乐词谱的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依赖歌妓和乐工之间的自然交流,口耳相传。

在这样的音乐形态中,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旧的曲谱乐调,许多当年在汴州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到了杭州时期,渐渐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之初,许多北宋时期的诗词还可以合乐歌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逆转的现象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 。

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 。

北宋的诗词家,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

北宋诗词,多是逢场作戏,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自我性情无遮掩的流露。

南宋诗词,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

所以说,北南宋的诗词文学的分野,也是整个中国诗词文学的分野。

南宋社会环境的原因,诗词创作者喜欢“结社” ,搞文学沙龙。南宋诗词,尤其是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结社应酬的结果,所谓“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也。

当然,南宋文学,有时还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是高呼抗战的号角。

总之,南宋诗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

北南宋文人的创作心态也有变化。

北宋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

南宋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

“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

“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北宋率情而作,浑厚圆润,性情即见,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匠心巧运,巧寓安排,意内言外,心意曲折,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

就是说,北宋表达享乐之情,少有意外之旨,南宋多用比兴寄托,传达幽深寄托,两者各有春秋。

南宋文人结社,喜欢出题咏物。

咏物者,“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 。

“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

“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

“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 ,《摸鱼儿·咏莼》 ,皆可不续貂。

“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

将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诗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

那么,孰优孰劣?这是很多人想探究明白的一个问题。

“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 。仅着眼于南宋诗词主要是词作的思想内容,当然要过北宋。

但也有人对北宋诗词尤其的词作,怀揣着更多爱好。

“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

“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

“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人间词话》显然是推尊北宋的。

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

 

063

 

又是一年春浓时,又是一度花开日。春风骀荡,牡丹盛放。

《牡丹传奇》的写作,进展到南宋中叶,一直在默默阅读的两位小童子壬寅和甲午发声了。

“人间”和娟娟仙子,鼓励两位小童子的思考和发挥,尤其是仙子,微笑着听他们的言论。

壬寅说:“先生对南宋与北金的关系,只在客观地陈述,基本上是不做辨析的。”

甲午说:“这跟先生一贯的写作风格是不大一致的。”

“当然,先生的《牡丹传奇》和《帝都传奇》不一样,淡化政治与战争内容,也是说得过去的。”

“但将当时的局势讲述明白、辨析透彻,有助于的牡丹文化的理解呢。”

南宋政权为什么先是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后则选择了一隅苟安,不思复辟呢?

刚刚失掉天下,君臣一肚子火气,但北方少数民族太“猛”了,抵挡一下,吃到苦头,惊慌逃窜。

后来,宋高宗赵构在南方缓过气来,试过几次反攻,均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最终奏凯,自然滑向主和的立场。

在赵构的主观意识中,他怕“迎回”被金人掳去的前皇上,自己面临着窘迫的可能,事情难办,客观上,人们怕打仗,反战争,成为爱好和平派的支持基础。

打仗,穷人要被抓丁拉夫,家人衣食不保,参军的人可能命丧沙场,他们不想打仗。

富人呢,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必须支出超越往常的税赋,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弄不好还得拖家带口地“逃难” ,更甚者从此沦落不振,因而他们不愿意打仗。

南宋朝廷呢,也算账。向北方金人称臣纳贡,每岁得支付白银和细绢,数目不菲,但远比大规模开战后的不可控支出及巨大的风险要划算些,于是,它愿意搜刮百姓,缴纳于金人而不打仗。

壬寅说:“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一直以来饱受诟病,说是皇帝的昏庸,爱好和平派的得势,秦桧等奸臣的祸害忠良。事实上不这样简单。”

甲午说:“对。多翻翻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多数是愿意求得安稳,不想让战争带来动乱的。”

“骚人墨客,做诗填词,强烈地渴望朝廷收复中原,譬如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譬如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爱朝情怀诚可贵,但都是一厢情愿,并非更多的人的意愿。”壬寅说。

“南宋偏安的江浙一隅,自古号称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理论上应该很强大,能够支撑大规模或者长期的战争,可实际情形不是。”甲午说。

壬寅说:“宋徽宗和他率领的一帮吃货,早已将这一代吃得又亏又空了。”

“花石纲征掠长达二十个春秋,接着这里发生了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宋金交战初期几年也在此地拉锯,这里受伤最重。”甲午说。

“东南米粮仓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壬寅道。

“在国土面积锐减、人口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应对北方金人强大的军事威势,南宋的常备军平时大约四十万人,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负担是沉重的。”甲午道。

“在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时刻,反而得养兵,养活巨量的军队,军需供给是问题,人员补充也是问题。”

南宋初期,朝廷的财政收入每年四千五百万贯左右,其中用于皇室开支的是一千三百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的是两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开支是剩余的七八百万贯。

遇到战事,军费会成倍增加。增加的部分,朝廷肯定是要转嫁于民间的。

转嫁的方式,或者是增加税收,或者是通货膨胀。

南宋一朝,苛捐杂税之多、百姓税负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是北宋时期的两倍上下。

可见,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而战端一启,他们会连生存都成问题。

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不是与北方金人“决斗” 。

只要北方金人不驱兵入侵,南宋百姓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别提文人骚客笔下的什么“北伐”了。

南宋中后期,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有了较大的提高。提高之后,他们愿不愿打仗呢?不愿。

南宋中后期,农业发展比北方快速,城市化进程有了一定起色。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向南移动了。

南方的环境,远比北方优越。一旦经济复苏就比较快。农业连续丰收,刺激商业进程,南宋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

有力量了,是否有强烈意愿收复北方失地呢?

事实上,百姓仍然像以前一样不愿打仗,城市中产阶级对收复相对落后的北方更没有什么兴趣了。

南宋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比官员还要富裕。

南宋的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四百贯左右,而一个棉织行业的熟练工人,年薪却达到了六百贯。

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场主和熟练工人等,构成的中产市民阶层,既得富贵,便安于富贵,一旦打响北伐战争,势必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

而且,即便收复了中原,朝廷也会“损有余而补不足” ,从富裕的地方征收重税,以救济遭受兵灾破坏或者原本贫困的地区。

谁也不希望自己被征以重税。所以,中产市民阶层竭力地反对战争。

南宋中产阶级已经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巨额财富,他们是是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来源,他们的代言人居于高位,财富与权力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因此,他们的声音,朝廷不但无法疏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左右施政的力量。

 

064

 

“人间”亲昵地抚着两位小童子,高兴地说:“真不简单,把个南宋的政治、经济分析得头头是道,不愧是仙子带出来的。”

娟娟也微笑道:“小虎子和小马儿,从懵懵懂懂到居然如此清晰明白,全是见哥的功劳,是见哥领着他们思考,也是他们刻苦阅读见哥的著作的收获呢。”

那么身处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对于南宋朝廷的北伐又是什么态度呢?“人间”鼓励壬寅和甲午继续发言。

壬寅说:“陆游在他的词作中描述,‘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仅仅只是文人的想象。其实,在金朝政权进入正常统治之后,北方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饱受异族的压迫凌辱,也没有盼望南宋的军队进行北伐。”

甲午说:“即便南宋北伐军来到的时候,他们也确实没有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地欢迎和拥戴南宋解放军。”

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当南宋初期的南方百姓忍受着苛捐杂税、提心吊胆地恢复经济时,北方百姓正在金世宗完颜雍的领导下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北方广大地区,在金世宗完颜雍的精心治理下,繁荣富足,完颜雍也因此博得了“小尧舜”的美名。

当公元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战争时,北方的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了。

倒是南宋统治下的南方子民,反对负担南宋贵族的享乐,屡屡因为不堪重压而揭竿造反,使得岳飞手沾的反政府军鲜血比金兵的还多。

关于岳飞之死,很多人说罪在秦桧,实际上像岳飞这样的大臣,跟秦桧彼此,谁也杀不了谁,能杀他们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在中国政坛上手握极权的那个人。

盲目的人都在向秦桧兴起问罪之师,却没有讨伐最高统治者的,这是本性或奴性使然,不需奇怪。

说岳飞乃忠君爱国之臣,那在岳飞的时代,君和国有何区别?可不可以说君就是国,国就是君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既然是忠君爱国之臣,君要他死,国要他死,他又何冤之有?倘若他有不满,岂不是不忠君不爱国了?岳飞自己临死前还山呼万岁呢,哪里轮得到别人来抱冤叫屈?

在千百年的中国社会,是否忠君爱国谁说了算?皇上。

皇上说你忠君爱国,你就是忠君爱国,皇上说你欺君卖国,你就是欺君卖国。

所以,忠君爱国自然变成了揣摩上意,想皇上之所想,急皇上之所急,最起码得分清皇上说的那些话是真话,那些话是假话。

皇上在大会小会、大庭广众上讲的话,十有八九都是假的。

什么执政为民、爱民如子、正大光明、直言进谏等等,大多都是假话,倘若当了真,轻则丢官,重则丢命。

“收复失地,迎还二圣。”这句皇上天天挂在嘴上的话,是假话,是用来忽悠草民们的。但岳飞把这两句话当成了真话。

迎还二圣?这二圣,一个是皇上他爹,一个是皇上他哥,以前可都是皇帝,倘若岳飞真把这二人给弄回来了,现在的皇上往哪里摆?退回去重新当康王?

皇上是绝不会甘心让位的,弄回来的二圣成为皇上的心病,杀不得关不得,好吃好喝的供着,当贼一样的防着,时刻提防他们复辟,还能睡得上一天安稳觉吗?

所以,别说是靠岳飞抢回二圣,就是他大金国现在主动把二圣送回来,皇上也会找借口不收的。

皇上能坐上龙椅可不容易,自然是倍加珍惜,要保住他的权利。

保证永远享受荣华富贵,是皇上执政的根本,也是大宋国的核心利益。收复失地,跟这样的根本和利益是冲突的。

有人想学着凶悍,皇上可不愿意冒险,不是被金人逼的没招了,绝不会去和金国打仗,他想的是如何韬光养晦,保障永久执政。

在彼时的世界上,谁最爱和平?大宋国的皇上。为了和平,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

岳飞有点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还有点倔。

皇上让岳飞从朱仙镇撤兵,他老大的不情愿,已经露出不听话的苗头了。

听不出真假话,再加上不听话,皇上岂能容他?

若任他岳飞一意孤行,万一他真的直捣黄龙,弄回来二圣,岂不是把皇上架到了烧烤炉上,所以皇上防患于未然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岳飞还犯了个大错,没搞清自己在大宋国是什么身份。

别看皇上平时一口一个咱们大宋国如何如何,好像这大宋国人人有份,个个都是国家主人。其实这大宋国的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皇上,所有的草民都是奴隶,所有的干部也不过是奴才而已。

上等的奴才是宫里的阉官公公,干部们由于比阉官多了个鸡鸡,所以只能是下等的奴才。

岳飞还有一个小小的毛病,经常给人题字,写什么呢?还我河山。

不说一定要写“吾皇万岁万万岁” ,写别等什么也成啊,非要写这句啊。标准的国家主人公语气,可那河山是你的吗?

大宋的河山是谁的?是皇上的。在庙堂之上跟着皇上喊喊没啥,背着皇上到处题这句词,皇上知道了心里不害怕吗?

奴隶们自豪地错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无所谓,皇上巴不得他们那样呢,可奴才若也错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岂不引起皇上的疑心,疑心时间长了,必然会动杀心。

还有更严重的,岳飞统领的部队,称为岳家军,这可是犯了皇上的大忌的。

大宋的军队,是皇上私家的军队,只能有皇家军,岂能有别家军的存在?

在一代代大宋皇上的心里,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大金国,大夏国,大倭国,大高丽国,而是执掌兵权的将领,最怕他们拥兵自重,尾大不掉。

大金国要灭大宋国不是一两年的事,可拥有大军的将领,要夺赵家江山,要黄袍加身,却只是一两天的事,太祖爷不就是这么得的天下吗?

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就是怕将领们照葫芦画瓢。

岳飞被杀,宣布的罪名都是没有的,莫须有嘛。就是有个人认为岳飞威胁到了他的政权,所以要杀岳飞。

就这么杀了岳飞,难道不怕天下人不服吗?

你别傻,如果皇上做事都能让天下人口服心服,那还要用俸禄养着奴才们干什么?奴才们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维稳吗?

皇上过的什么日子?奴隶们又过的什么日子?他们怎么会心服口服?不服,所以要豢养奴才,构成利益集团,维你们的稳!

聚众造反吗?“平息”呀,所以,岳飞手沾的反政府军鲜血比金兵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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