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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伴唐宋笙歌绕曼影
本章来自《《牡丹仙子》》 作者:华尚花
发表时间:2015-11-11 点击数:2231次 字数:

第十五章 伴唐宋笙歌绕曼影

 

 

 

057

 

李公格非曰:“第十六园,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唐白乐天旧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

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隠园,水竹尚甲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犹存,而曰堂曰亭者,无复彷佛矣。

岂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乐天石刻存者尚多。

大字寺园,位于履道坊,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旧园。

白居易说:“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我有处宅院,在履道坊。住宅五亩大,园林约十亩。有一个大水塘,有千余棵竹子。

如今张家把履道坊宅园买去了一半,名叫“会隠园” 。另一半为僧家经营,由于碑刻上的字体很大,称之。

大字寺园中,水塘之完好和竹子之茂盛在洛阳还是数得着的。其中的亭台楼榭,古木名花,还在。

园中当年白居易制作而留下的石刻,还不少呢。

看来,大字寺园这一建于唐代的宅与园相结合的园林,以水竹茂盛为其主要的特点。

文叔先生曰:“第十七园,独乐园。”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髙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

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独乐园”是司马光在洛阳建造的园子,规制较小,不能与其他大园子相比。

园中有座“读书堂” ,只有数十根椽子,有个“浇花亭” ,更小。“弄水种竹轩” ,也很小。还有个“见山台” ,髙不过丈余。

另,“钓鱼庵”了,“采药圃”了,皆是结竹搭草弄成的,竹林蕃蔓,显得很有野趣。

独乐园的面积比较小,但由于司马温公自己很是钟爱独乐园,为园子作序,为亭台做诗,诗情画意,使得园林传诵于世。

司马光的文化推介颇有成效,人们想游赏独乐园,不是冲着园子本身,而是体验文化呢。

园不在大,自然有趣,诗情描写,使得园以文传,园以文存了。

文叔先生介绍的第十八个园子,是为湖园。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巳。

予尝游之,信然。

在唐,为裴晋公宅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盖旧,堂盖新也。

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盖不足,胜盖有余也。

其四达而当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地,披林莽,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环翠亭也。眇眇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

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羣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其不可殚记者也。

洛阳人说,好的园林,有六个要素难以得兼。太宏大,缺幽邃;人力太过,乏苍古;水太多泉太多,不开阔。而这六个要素全部具备的,只有湖园一家。

游赏一番,就相信这个说法了。

在唐朝,湖园是裴晋公的宅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堂,叫做“百花洲” 。

湖的北边,建有一座大堂,叫“四并堂” 。名字平平,景色可是出奇了。

中间有座“桂堂” ,在东西南北通行的路上。湖水的右岸,有“迎晖亭”一座。

走过花草林地,曲径通达幽深处,有“梅台”和“知止庵”等玲珑建筑。

进入青青的竹林里,在小路旁边,望去超然不群,登上去高卓迎风的,是“环翠亭” 。

在花草簇拥中,独得大片盛开的牡丹,比其他池亭更见姿色的,是“翠樾轩” 。

裴相的湖园,大略就是这个样子。

若说四时百花盛绽,昼夜阴晴转换之妙,青苹浮动,林阴开合,池水静谧,鲤鱼欢跳,秋风长鸣,木叶飞翔,气朗天高,群峰现身,不同情形下的不同美景,则又是记不完的。

文叔先生介绍的第十九个园子,是吕文穆园。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秋无枯涸之病。

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这个园子在伊河上游,水多,竹盛,有三个亭子。

一个亭子在水上,两个亭子在湖水之外,有桥跨越水上,连起各个亭子。

吕文穆园利用自然水系于我用,因地制宜,这是一大特点。木茂竹盛,清澈的流水,直可谓是“水木清华”了。

另一特点是三亭一桥的园林建筑艺术设计手法,成为宋以后的园林艺术中的楷模,是造园中经常采用的亭桥的手法之一,亭桥结合往往成为园林中很重要的景观建筑。

文叔先生附加介绍,洛阳园林中,有以特殊物件著名者——

洛阳又有园池中有一物特可称者,如大隠庄——梅;杨侍郎园——流杯;师子园——师子是也。

梅,葢早梅,香甚烈而大。说者云“自大庾岭移其本至此。”

流杯,水虽急,不彷触为异。

师子,非石也。入地数十尺,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枢销铄不尽者也。

舍此又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等,皆隋唐官园,虽巳犂为良田,树为桑麻矣。

然宫殿池沼,与夫一时会集之盛,今遗俗故老,犹有识其所在,而道其废兴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观万物之无常,览时之倐来而忽逝也。

大隠庄的“梅” ,杨侍郎园的“流杯” ,师子园的“师子” ,都是各自花园的特色。

梅,特点是开得早,大,香味浓郁,人说是从大庾岭移植到洛阳的。

流杯,是曲水流觞的一种玩法,水流虽说急了点,但不影响什么。

师子,不是石头,应该是铁疙瘩。埋在地下有数十尺深,当然地面之上部分也很骇人。那块地面原来有武则天的天枢,大概是没有销铄的存留。

除了这些,洛阳地面上还有一些园子,都是隋唐的遗留,已经变成良田,栽植桑麻了。

但是,那些园子中的宫殿池沼,与文化节会,传说故事,老一辈人都还记得,都还能指出地点所在,说说如何兴的,如何废的,游览者也可由此体验万物无常,来去匆促了。

 

058

 

《洛阳名园记》将北宋西京洛阳的著名园林记述一遍,于文末,李格非又有跋文,谓之“论”。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泷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常无事则巳,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

洛阳地处全国的中部,拥有崤山、渑池的险阻,算是秦川、陇地的咽喉,又是赵、魏争着向往的地方,是四方诸侯必争之地。

天下如果经常太平无事也就罢了,一旦有战事,那么洛阳总是首先遭受战争。为此我曾说过:“洛阳的兴盛和衰败,是天下太平或者动乱的征兆啊。”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

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髙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

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正当唐太宗贞观、唐玄宗开元盛世时,公卿贵族、皇亲国戚在东都洛阳营建公馆府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家。

等到后期遭受动乱而流离失所,接着是五代的惨痛破坏,那些池塘、竹林、树木,被兵车践踏,变成一片废墟。高高的亭阁、宽大的楼台,被战火焚烧,化成灰烬,跟唐朝一起灰飞烟灭,没有留下一处。

我因此曾说:“馆第园林的繁盛或毁灭,就是洛阳兴旺或衰败的征兆啊。”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巳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况且天下的太平或动乱,从洛阳的兴衰就可以看到征兆;洛阳的兴衰,又可以从馆第园林的兴废看到征兆,那么《洛阳名园记》这作品,我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的吗?

唉!公卿大夫们现在正被朝廷提拔任用,放纵一己的私欲,为所欲为,却忘掉了国家的太平或动乱的大事,想以后退隐了再享受这种园林之乐,能办得到吗?唐朝最后覆灭的情形就是前车之鉴啊!

《洛阳名园记》提到十九处名园,引人注目。

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

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是新近辟建的,花木最多。

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

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

洛阳城内一百二十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

园中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

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

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

经过数代经营,园中“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北有道院,又东有池,前后有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他郡尚无有,而洛阳独以松名”。

由此可知,松岛园,以种植松树为主,而兼种栝、柏、枞、杉、桧等美木,多为长青树,在城市内形成一大景观。

张氏会隐园,“水竹树石,亭阁桥径,屈曲迥护,高敞荫蔚,邃极于奥,旷极乎远,无一不称者。日与外方之士傲然其间,乐乎哉,隐居之胜也”。

这个园又称大字寺园,本唐白乐天园第,在履道坊,所谓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竹千竿是也。到了张氏手里,园的面积只有白乐天园第之一半,“水竹尚佳洛阳”。

至于司马光的独乐园,在诸园中只能是小园一个,但亦有五亩之大,内有读书堂、渍花亭、种竹轩、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等,颇受世人注目。

其他如《河南志》记载有很多官僚宅第,大多有园池之盛。

如赵普宅在从善坊,“后有园池,其宏壮甲于洛城,迄今完固不坏”。

杨凝式宅,“其地南北长,园林称是,而景趣萧洒,人号锦附图”。

王史馆园,相传本唐徐坚宅,“林木丰蔚,甲于洛城”。

向拱为河南尹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性好声伎,纵酒为乐”。

大体上说,在洛阳的官僚宅第,都有一定面积的园林建筑,只是大小程度不同而已。

正是这些众多的官私园舍,利用当时的优越条件,竞植花木,才使洛阳成为一座典型的园林城市,市区内绿化面积之大,在全国是少见的。

 

059

 

园林建筑,除山石、树木、泉水、房舍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花卉种植。

洛阳园林之中竞植花卉,其品种之繁多,在全国城市中,可以说居于领先地位。花卉之中,洛阳牡丹最为人们所称道,所谓“洛阳牡丹甲天下”,这在宋代载籍中屡见不鲜。

司马光诗云:“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沃土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

宋人彭乘亦有记载:“古牡丹惟以药见本草,今洛阳牡丹遂为天下第一。”

当时,花工们对牡丹的培植采用了许多新措施,尤其徽宗宣和年间,“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赏赐近臣,外廷所未识也”。

由于宋代花工掌握了许多植物的变异技术,不断培育出新品种,仅牡丹就有九十余品,而以“姚黄居第一”。

姚黄是姚姓花工精心培养出来的,每逢花季来临,“黄河南岸伊川北,姚家宅是真花窟”;“姚家门巷车马填,墙头墙下人差肩”。

苏舜钦有诗云:“韩君问我洛阳花,争新较旧无穷已。今年夸好方绝伦,明年更好还相比。”

由此可知,牡丹遍布全城,日新年异,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花种,上等的要向宋廷进贡,其余在花开季节向游人开放,堪称洛阳一绝。

宋代洛阳的花卉,决不止牡丹一花独放。菊花也是一大盛景。

宋人刘蒙记载:“洛阳风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数,比他州为盛。刘元孙伯绍者,隐居伊水之畔,萃诸菊而植之,朝夕啸咏乎其侧,盖有意谱之而未暇也。……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多余种,可以类聚而记之。”[

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刘蒙的《菊谱》,就不难发现,这本书主要是根据洛阳种菊的经验而写成的。

当时,洛阳的草本花卉与木本花卉,都是相当突出的。

宋人周叙,原籍鄞江,生于南方,少年时“闻洛阳花卉之盛甲天下”,未及目睹,不敢深信。及长,到洛阳畅游“精兰名园”之后,才对少年所闻深信不疑。

周叙在洛阳居住一年有余,四季之花,均曾见到,可是,“甲第名园百未游其十数,奇花异卉十未睹其四五”,已深为洛阳园林花卉所陶醉。

南方人只知道洛阳牡丹甲天下,还不知道洛阳芍药,其品不减于淮扬。

周叙说:“若天下四方所产佳卉得一于园馆,足以为美景异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而栉比,其宦于四方者,舟运车辇。致于穷山远徼,而又得沃美之土。又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拟其美且盛也。”

关于洛阳园林的养植技术,《河南志》有所记载。

“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而又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属,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与其土产无异。”

这里所指的“今”,应为宋。这些记载,反映出洛阳园林之盛与嫁接技术有直接关系。

嫁接,许多难植的南方花木,能够在洛阳安家生长,使洛阳成为南北园林花木的集大成者,在全国独树一帜。

赏花活动,也是北宋洛阳城市的一个重要特色。

士大夫们在春日举办“牡丹会” ,样式繁多,以花会友,赛花吟诗,歌舞作乐,一醉方休。

宋代西京名流,花开时节,呼朋唤友,同会赏花,看谁的牡丹好,谁的诗词美,颇为风雅。

民间文人的琐事札记,有记述“牡丹会”的。

开始的时候,众宾客集聚一堂,寂静而无所有。忽然卷帘,异香自内室出,郁然满屋。

群妓登场。如花美貌,衣衫菲薄,姿态妖娆,或捧酒肴,或持丝竹,翩翩而至。

另有十名美艳歌女,皆着白衣,佩戴红牡丹花,边舞边唱。

这一拨歌女唱完舞罢退场,又有一拨歌女登场,如是十次。穿紫衣时簪白花,穿黄衣时簪紫花,穿红衣时则簪黄花。

所唱的歌,全系前辈牡丹名词。十轮歌舞罢时,宾客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牡丹会毕,竟有数百名妓女、歌女列队送客,“烛火香雾,歌呼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焉” 。

洛阳园林发达,人们爱花成癖,花市是一个重要行业。许多园林亦把游人观花当作一项可观的收入。并出现一些种牡丹的专业户。牡丹花中的姚黄,魏紫,“一枝千钱” 。

天王院花园中,“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万本。凡城市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帷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仕女绝烟火游之”。

有园之家,都按洛阳风俗,向游人开放,所谓:“洛中春月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

这虽不是公园之类的门票钱,但有一定商业性是可以断言的。

遗憾的是,北宋末年,中原兵陷,洛阳宫苑毁于一旦,牡丹的栽培、繁殖也随之衰微。

 

060

 

小仙童壬寅唱道:“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小仙童甲午吟曰:“不奈风吹兼日晒,国貌天香无物赛。直须共赏莫轻辜,回首万金何处买。”

“人间”说:“小虎子和小马儿,搬来这一唐一宋的佳句,展示了牡丹国色天香及芳国至尊的地位,祈请仙子评价则个。”

娟娟说:“这一诗一词,真的把两个朝代给展示了,从唐到宋,牡丹的审美观赏确实是升级的。”

刘禹锡的《赏牡丹》昭示了牡丹国艳无双的地位,也体现了大唐盛世的赫赫声威。

杜安世的《玉楼春》透露了宋人对牡丹的怜惜和狂热,也映现了牡丹花王的至尊地位。

仙子告诉我们,牡丹审美文化,真正的繁荣,是在北宋。

然而牡丹审美文化在北宋是如何发展、成熟的呢?

北宋时期,牡丹种植地域空前扩大,栽培技术有了质的飞跃。这是“形而下”的基础。

各种各样相关牡丹的文化活动,花会、花宴、赏艳、献花、画花、品花、题花、味花等等,产生和活跃,渐渐凝集了审美的观念与趋向。

审美的观念与趋向作为不断生长的“民俗” ,作为“形而上”的文化,反过来,推动牡丹的种植和栽培。

文化现象,需要形成于一定时代的社会背景,牡丹也不例外。

牡丹审美文化,宋时成就巨大,自然有其时代、社会的深刻原因。

隋唐时期,牡丹开始了人工种植,及宋,真正登上审美平台。

隋唐之前,史籍有载牡丹之名,隋唐,牡丹成为百花园中名副其实的后起新秀。牡丹自大唐盛世进入审美视野,即迅速压倒群芳,成为时尚新宠。

不过,中晚唐的牡丹,还主要体现在其国色天香、艳极无双的物色特征,人们尚未着意其审美精神与文化内涵。

北宋百余年,牡丹的审美价值不断提升,精神奇托意义也不断得到丰富。

提升,丰富,地位一路飙升,最终被整成了“文化” 。

作为富贵之花,牡丹生性娇弱尊贵,必然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才能繁荣。

大唐盛世,宫廷豪门,是牡丹滋长繁荣的条件。

唐玄宗携扬贵妃在沉香亭前赏花,命李白做新词,李龟年唱新曲,奢华富贵之气,自然渲染了牡丹的繁盛和受宠。

安史乱起,长安沦陷兵火之后,牡丹也再难展现往时姿色了。

可见,盛世则花盛,时衰花亦衰,这难免给人以牡丹应验国祚的联想。

到了宋朝,社会经过了五代数十年的动乱流离,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荒败,周边少数民族夏、辽、契丹日益强大,威胁到中原王朝的安全,人们对来之不易的太平倍感珍惜,宋朝统治者也不惜花费大量经费制造盛世假象,达到稳定的目的。

所以,“太平”是宋朝官方津津乐道的话题。

祈愿,粉饰,叠加在一起,“太平盛世”出现了,象征富贵繁华的牡丹得到朝野一致的推崇。

北宋社会,一派繁华喧嚣,奢侈享乐大行其道,牡丹作为国色天香其表、富贵繁华其里的百花之魁,成为园林中的重点植物。

这些,就是牡丹审美文化盛行的社会文化根基。

同时,北宋时的牡丹,在经济繁荣的情形下,在发展园艺的运动中,走出宫廷御苑,走出王公贵族的园圃,出现在民间。

追慕大唐盛世的繁华,体味明皇贵妃的浪漫,比并太白清平的气韵,浏览“国色天香”的绝艳,成为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共同的心理取向。

因而,北宋的牡丹价格一路扶摇直上,千金万金的高度不断攀过。

社会需求,反过来,又刺激牡丹栽培规模的极度扩张与技术的不断进步。

栽培规模的极度扩张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当然为牡丹审美文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进一步支持牡丹观赏活动的盛行,促成牡丹审美潮流的形成。

北宋的奢侈豪华,无以复加。

北宋社会,尤其是东西两京地区,人们争相以富贵豪华相尚。

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经济赎买政策到宋太宗赵光义频繁的赏花钓鱼宴会及大手笔的赏赐,再到宋真宗赵恒声势浩大的东封西祀、广建道观,奢侈靡费数以亿计。

大臣寇准,家里以蜡烛做薪柴,史官宋祁,上班的时候,众妓环侍淫乐,干部队伍早已陷入物质享乐的深坑。

《东京梦华录》说:“大抵都人风俗奢侈。”

《容斋随笔》载:“国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

牡丹审美文化,虽有高洁脱俗之意,但在北宋,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奢侈浮华的社会风气的产物。

北宋时期,闲适优游,胜于往时。

北宋中期以后,社会上下,迷恋琴棋书面诗酒花,吟诗弄曲,啸傲林泉,亦是时尚。赏花弄花,人人效仿,个个争先。

北宋一朝,帝王豪贵,植花自娱,文人士子,弄草养性,平民百姓,种牡丹求利润,——牡丹是他们一致的选择。

宫廷赏花活动之频繁、规模之宏大,豪门权贵花会花宴的奢侈疯狂,文人士子游赏酬唱、往来寄赠的风雅,庶民百姓游春看花的非凡热闹,红尘声色,安闲逸乐,牡丹是个媒介。

北宋尊文崇雅,侍弄吟咏牡丹,追求精神上的完满自足、心境上的逍遥怡悦,有人也来清洗牡丹身上的奢侈淫靡之气,将其塑造成尊贵雍容的王者,高洁不屈的仁者。

牡丹审美文化,植根于传统民族心理之中,既有色彩、形态的审美,也有传统的等级意识的映射。

北宋时期,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不同色彩的牡丹,被有意识地择优培育,并且,被赋予不同的意蕴。

金黄色的千层大牡丹姚黄为“王” ,深紫色的魏紫为“后” ,等级森严,尊卑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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