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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赶考 6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11-02 点击数:354次 字数:

68

 

在渡江战役前夕,粟裕请华东局调社会部科长王澄明协助潜伏在江阴要塞的地下党员唐秉琳等策动敌军起义。

粟裕对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说:

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是汤恩伯部署的重点防守地段,江阴要塞是敌人的防御重点。

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

华中工委已令他们作好接应你们渡江的准备,要他们做好策动起义的工作。

叶飞、韦国清向王澄明交代任务时特别指出,叫你来搞这一工作,是粟司令点的名。

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4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十兵团还采纳王澄明的建议,抽调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团营干部打入江阴要塞,配合地下党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粟裕又组织指挥各部队扫除敌人设置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据点,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声令下,即可挥师扬帆过大江了。

19493月上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

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粟裕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定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由于在淮海战役中过度劳累,淮海战役后又接着进行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导致美尼尔氏综合征复发,不得不请假到济南作短期疗养。

但是,他身在济南,心在前线,仍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如何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指导京沪杭战役的各种问题。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毅、饶漱石、刘伯承、谭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济南看望正在疗养的粟裕,商谈军事问题,并于1949318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原来指令三野于3月中旬或下旬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粟裕等认为,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以及夺取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进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潜伏在江南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突然性而增加渡江的困难。

因此建议将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194941开始,以便与410开始的渡江作战相衔接。

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示以1个兵团监视浦口、浦镇之敌,其他兵团于194942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敌军据点,41314日开始渡江作战。

3月下旬,粟裕停止疗养,由济南经徐州返回三野指挥机关。

这时,三野指挥机关已与华东局、总前委一起南下,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圩子。

1949328早晨,粟裕到达孙家圩子,当天下午就听取了张震参谋长的汇报,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方案。

他们分析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客观条件,认为在我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100多公里战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作战,敌人防线空隙甚大,兵力强弱不等,防不胜防,我军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继续生效。

只要准备更充分,组织得更好,对各种意外情况有应付办法,则渡江成功是有保证的。

渡江成功以后,力求苏南和皖南两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

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中地段,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之敌退路。

总前委与华东局决定,三野前委继续由粟裕主持,并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按原计划东移苏中泰州地区,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

330,以三野前委名义将三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二野,同时发出《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1949331,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15全线渡江作战,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达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

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

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分为三个突击集团,东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组成,中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组成,西路突击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组成。东、中两路(4个兵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纲要》强调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东两路主力必须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这个《纲要》于41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43,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主持全局,刘伯承主持二野前委指挥西集团作战,粟裕主持三野前委并直接指挥东集团作战,谭震林指挥中集团作战。

194941,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冒雨东移,于45到达江苏泰州东南的白马庙。

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和解放京沪杭的三个设想。

第一,“在我大军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

只有采取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只有在战场上敌人眼见就要被消灭的情况下,才会有局部的被迫投降。

因此,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战斗来解决问题”。

第二,“国民党已失去主力部队,剩下的绝大部分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或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后重新补编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弱。

当我大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会被迫转入战略总退却,长江不守,退守沪杭及浙赣线;浙赣线不保,退守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

因此,在我军部署上,要时刻注意防敌逃跑,必须采取战略包围、战役合围,各级指挥员必须有大踏步前进猛打猛追的思想准备。

也就是要有战略追击不顾疲劳的准备,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线”。

第三,“根据中央军委一贯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须保持城市完整,不能只从军事着眼打烂城市,严格规定在攻城战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采取迫敌投降或诱敌离开城区和重要建筑物而歼灭之”。

这三个设想,辩证地处理战斗方式与和平方式、消灭敌人与保全城市、争取战争胜利与战后恢复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京沪杭战役的指导原则,是一个争取军政全胜的指导思想。

19494619日,粟裕先后两次召开东集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第八、第十两兵团渡江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并作会议总结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和总前委的战略意图,反复阐述京沪杭战役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三野两个集团四个兵团的作战部署。

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入关键时刻。

如何处理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实现进军江南解放全国的战略目标,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导的首要问题。

为了配合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渡江时间。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1946年的国共和谈,我们吃了和平亏;现在的国共和谈,不能再上当了。

粟裕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946年的和平谈判我们也没有上当,党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正确的。

那时候,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只有现在的九分之一,装备技术比敌人更差,又刚从分散到集中;政治上虽然有利,但还不像现在这样占有优势,蒋介石还有一部分群众。

我们利用争取到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克服我们的弱点,集中我们的力量,将解放区打成一片,赢得了这个时间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均处于优势,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为了增加我们政治上的优势,进一步分化敌人,使我们更好地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以孤立主要敌人,便于军事上解决敌人,并不是对国民党抱有什么幻想。

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根本不相信和谈,二是过分相信和谈。

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战争服从于政治。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剩余军事力量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虽然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也不放弃和谈,如果能以小的让步换取大的胜利,这对人民是有利的。

《孙子兵法》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

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有力量才能保证真正的和平。

如果我们胜利渡过长江,迅速包围敌人,在军事上逼其就范,就有可能争取北平式的局部和平解决。

现在和谈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虽然延长了渡江时间,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胜利,起到了团结人民、分化敌人的作用,在军事上渡江作战的准备更加充分。

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不管敌人是否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都要过江。

粟裕指出:

“这次渡江战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进军,等于最后挖取敌人心脏,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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