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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赶考 1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9-06 点击数:297次 字数:

11

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

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

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

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

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

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

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

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

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

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

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

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

他战前提出:

“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

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

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准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

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

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

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

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

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

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

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

“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

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

“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其主要著述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

译著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合同战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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