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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走了,却留下了一个永远没有解开的心结。
这个心结便是“毛岸英之死”:
“关于毛岸英牺牲,这几年各种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历过朝鲜战争的人,有责任把了解到的真相公布出来,这也是对历史负责。”
参加朝鲜战争那年,王天成只有17岁;现在王天成是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员,当年是原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
1980年,根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指示,王天成与杨凤安(朝鲜战争时期彭德怀的军事秘书)编写出版了《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
为了了解毛岸英之死,王天成当年走访了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大家对毛岸英殉难之事记忆犹新。
但遗憾的是,经过这么多年,这几位当年曾与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战友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因身体原因,已无法亲笔撰文或接受记者采访。
所以既采访过这些当事人、又对美国战史有研究的王天成便成了讲述这段历史的最佳人选。
毛岸英入朝作战的事情,在当年是极为保密的,除了彭德怀等高层外,没有几个人知道毛岸英的真实身份。
毛岸英到朝鲜战场后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他并无作战任务,但也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
那时去志愿军司令部开会的人,总见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列席会议,并不时参与发言,但都不知道他是谁。
有一次开作战会,杨迪(注: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看到一个大个子坐在彭德怀身边,觉得这个翻译不太寻常。
会后他问丁甘如(注:原作战处处长),这是什么人?
丁甘如回答,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
我们后来才知道,毛岸英是最早一批跟随彭德怀准备入朝作战的人。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
几天后,贴身警卫杨凤安接到彭德怀电话,让他也急速赴京。
10月14日,在沈阳和平街1号交际处,受军委办公厅之托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印章的杨凤安,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彭总会面。
也就在这里,杨凤安第一次见到了毛岸英,个头高高的毛岸英给杨凤安留下很好的印象,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稳重而有风度,并没有因为他是毛泽东儿子就有特殊感觉。
10月19日傍晚,彭总急于与金日成首相会见以了解战况,就带着杨凤安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
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在10月23日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任荣将军后来还回忆,出发前,上级对他说,有位俄文翻译搭乘你的车。
一上车,任荣就觉得这位俄文翻译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两人一问一答交谈了好久,翻译告诉他,自己新婚不久,父亲支持他来朝鲜。
任荣说当时只是对这位知书达理的俄文翻译颇有好感,同时又觉得他父亲思想很进步,至于他父亲是谁,任荣将军既没问,也没想到要问。
直到后来,他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
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会合后,成立了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就成了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
毛岸英的一切背景只有彭总、邓华、洪学智和彭总办公室的人知道。
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
他既没配枪,也没有查哨任务。
白天,毛岸英和大家都在彭总办公室工作,晚上彭总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毛岸英和杨凤安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睡觉。
不到一周,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平时吃的饭是粗高粱米,也没青菜。
彭德怀对毛岸英很关心,多次提出让毛岸英和他一起吃饭,但毛岸英都谢绝了。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毛岸英也爱读书。
他带了许多书到朝鲜,深夜点蜡看两三个小时的书。
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爱护他,就把自己的大衣给了他。
毛岸英最后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这件大衣。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那时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叫拉佐瓦耶夫,很懂军事。
1950年11月7日,金日成与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面,毛岸英第一次担任翻译。
毛岸英在苏联呆了很多年,他用流利的俄语向苏联大使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
彭总和大使对毛岸英的翻译都很满意。
会谈结束后,大家提议,让岸英整理后交给毛主席,岸英马上在办公室的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
可惜的是,记录还没寄出去,他却牺牲了。
毛岸英是在1950年11月25日早上牺牲的。
就在前一天晚上——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
这天晚上,彭总与司令部其他首长讨论战况,非常紧张。
毛岸英和办公室其他人员一样,忙到大半夜才休息。
当天是参谋龚杰在办公室值班,大家都休息后,龚杰和杨凤安留在彭总办公室。
毛岸英与一周前刚到朝鲜的参谋高瑞欣两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里休息。
美国空军的强大举世皆知,他们派上千架飞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地方。
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还专门开会,研究彭总的安全和司令部的防空问题。
会上决定,司令部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
当时是洪学智负责司令部、也负责彭德怀的人身安全。
前一天晚上,洪学智来到彭总办公室,请彭总到半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
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
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边拉彭总出门,边让杨凤安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等办公用品一起,“强行”搬进防空洞,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
三个人在防空洞里研究了两个多小时战况后,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问前线情况。
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小木房,杨凤安刚进门,看见美军两架B-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在办公室上空飞过。
杨凤安说了声:
“注意防空!”
随即向成普和徐西元两位参谋询问前线情况。
那时已是早上9点多。
毛岸英和高瑞欣刚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办公室。
他俩还没吃早饭,饭已经冷了,于是两人正围着火炉热鸡蛋炒米饭。
毛岸英还没来得及吃热好的饭,美军飞机来空袭了。
问完情况正准备离开的杨凤安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
“不好,快跑!”
这时美军的敌机的凝固汽油弹已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周围,成普、徐西元和彭总的两个警卫员逃出了火海,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当时杨凤安跑到彭总身边,告诉他毛岸英牺牲的消息。
彭总听后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说:
“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
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
他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
毛岸英牺牲时只有28岁,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只有凭苏联手表残骸才确认是他。
后来的事情我们当时不是很清楚,也是通过陆续出版的各种回忆录才略知一二。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他是在11月25日收到彭德怀给毛泽东发来的一封电报,除了报告战事外,重点提到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
电报极简短。
因为拿不准主意,叶子龙把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电报,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额,半晌才站起身低声说:
“让我考虑考虑,先放一放再报告毛主席。”
过了些天,彭德怀又给毛主席发来一电,叶子龙又把电报直接给周恩来送去。
周恩来说:
“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
于是叶子龙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当时正在沙发上看报纸。
接过电报后,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
当他抬起头时,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脸色非常难看,后来说了一句:
“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我在后来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上看到,1951年1月2日那天杨尚昆写道:
“(岸英死讯,)今天已不能不告诉李德胜(注:指毛主席)……”
杨凤安告诉我,彭总在1951年2月回京向主席汇报朝鲜情况时,对岸英的不幸做了检讨,主席说:战场上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总提到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主席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
应该说,毛岸英的牺牲纯粹是一场意外。
但前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有人撰文,言之凿凿地称是“真实记录”,说:“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
这篇文章讲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
“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中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
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
当天夜里,毛岸英由彭德怀的警卫陪同,查哨时走出距总部5公里处遇到美特工。
美国上尉莱德森率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韩国特工,轻而易举俘获了毛岸英他们三人。
警卫班班长张国祥冲到敌人面前拉响手雷,自己壮烈牺牲。双方在激战中小李为保护毛岸英也不幸牺牲,而毛岸英在混战中打中了莱特森,剩下的美军士兵则被前来接应的志愿军战士活捉。”
1950年,我参军入伍时只有17岁,之前在河南郑州的圣道教会学校,有美国老师教,所以有一些英语底子。
我也没想到到了朝鲜后,我的这点英文有了用场——志愿军抓到的美军俘虏都由我来审,后来又在志愿军总部做研究敌情的参谋。
可以这样说,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权威战争史,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首先,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毛岸英的身份。
当时志愿军的组织及行动是非常保密的。
彭总规定各部队控制电台、封锁消息,在严密伪装下秘密夜行。
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所以毛岸英入朝之事可想而知更是最高机密。
杨迪是彭德怀的爱将,他后来说,连我这个作战处副处长都不知道毛岸英在彭总办公室做翻译,美军怎么会知道呢?
1950年9月17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麦克阿瑟问候史密斯。
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
这是可能的,美朝战争,毛泽东的儿子一定会成为美军情报部门专门监视的重点,毛岸英在哪里活动自然会成为美军情报的关注点。
毛岸英赴朝,那么显然长时间就不会出现在国内活动,美军情报机关自然而然会去搜索和分种毛岸英会在哪了,那么即使很保密,最终也会从迹象分析出毛岸英的去向。
所以,毛岸英的牺牲可能纯粹是一场意外,也可能是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
总之,有关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多了,也就弄不清真正的真相了。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特使第一次秘密来中国见到毛泽东时,曾亲手交给主席一封电报。
这是一封十分陈旧的电报,纸张早已发黄。
日期是1950年11月25日09时13分:
“彭已出门,太子留守。”
电文仅八个字,十分简短。
基辛格接着解释说:
“这不是我们的电报。是我们截获的,是你们的人发给东北局满洲省委的,用的是日军占领时期的密码。”
显然,发报之人并不想彭德怀死。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毛泽东紧紧攥住电文,良久没有出声。
当毛泽东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睛早已湿润。
当着美国客人的面,毛泽东并没有刻意隐藏一位老人内心里的丧子之痛。
此刻,当年他对高岗、饶漱石隐隐约约的怀疑总算是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
还是当着美国客人的面,毛泽东划了根火柴(主席抽烟从不用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电报纸。
毛岸英的牺牲,主席从来都没有责怪过彭德怀。
可是,彭德怀却始终难以释怀。
从朝鲜回来,彭德怀从此不再与夫人浦安修同房。
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展“计划生育”运动。避孕手段非常落后。彭德怀是湖南人,天生的犟脾气,认死理。他认为自己弄没了主席的孩子,所以要用这种笨拙的“断子绝孙”的办法来惩罚自己。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