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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
1950年 52岁
6月6日—9日 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随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0月4日—5日 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
10月8日 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21日 在朝鲜北部与金日成首相会面,商谈作战方案。
10月25日—11月7日 指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将北犯之敌从鸭绿江附近打退到清川江以南。
11月25日—12月24日 指挥第二次战役,把敌人打退到“三八线”。
12月7日 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 指挥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攻占汉城。歼敌1.9万余人。
1951年 53岁
1月25日 在君子里主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作《三个战役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1月27日—4月21日 指挥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
4月22日—6月10日 指挥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余人。
7月1日 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联名复函“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
8月18日—9月18日 指挥中朝联军粉碎敌人的“夏季攻势”,全线共歼敌军7.8万余人。
9月29日—10月22日 指挥中朝联军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全线共歼敌军7.9万余人。
1952年 54岁
7月19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留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8月31日—9月16日 应邀赴苏与金日成、斯大林商谈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
10月15日 在中南海永福堂召开第一次中央军委例会。
1953年 55岁
7月13日—27日 指挥金城战役,志愿军共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促进停战协定签字。
7月28日 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的身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7月31日 在平壤市举行的授勋大会上,被授予“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
9月12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国防部长
1954年 56岁
1月26日 提出我军“正规化”和“如何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意见。
9月10日—26日 率中国军事参观团赴苏参观原子弹爆炸演习。
9月21日 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9月28日 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57岁
3月21日—31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谈高(岗)、饶(漱石)问题。
5月3日—6月3日 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并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华沙条约会议。
9月1日—9月25日 到福建、广东、海南岛检查备战工作和研究解放沿海敌占岛屿作战问题。
9月27日 被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 58岁
9月26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岁 59岁
1月7日—27日 主持军委扩大会议。26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2月27日一4月12日 赴南京、上海、舟山、杭州等地检查南京军区战备工作和学校工作。
9月20日—10月9日 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汇报军队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暴露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11月2日—12月3日 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1958年 60岁
5月7日—8日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8月17日—30日 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照毛泽东指示,部署炮击金门。
12月15日—29日 到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了解农村大跃进情况。
庐山会议
1959年 61岁
3月3日—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扩大会议。
4月2日—5日 在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18日—2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4月24日—6月11日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
7月1日 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14日 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在肯定大跃进成绩前提下,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
8月2日 参加中共第八届八中全会,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
8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8月18日—9月12日 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被揭发批判“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问题。
9月1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除国防部长职务。
9月26日 中央军委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被免除军委委员。
9月30日 从中南海移居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1960年 62岁
4月—5月 学政治经济学,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1961年 63岁
10月30日—12月26日 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
1962年 64岁
1月11日—2月7日 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被人指控“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小集团”。
6月16日 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写信(即八万言书)。对错误“实事求是的作了检讨”,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不符合事实的作了详细说明。
9月24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审查委员会,被立案审查。
1965年 67岁
1964年12月20日—1965年1月4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撤销副总理职务。
9月23日 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总指挥。
11月28日 从北京去成都,住永兴巷7号。
12月12日—26日 到重庆参加三线建委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
1966年 68岁
3月22日—4月8日 去四川省渡口市(今攀枝花市)观看攀枝花铁矿建设,沿途参观访问,在石棉县会见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帅仕高。
4月19日—28日 到泸州、宜宾、永川县参观煤矿、工厂。
6月上旬 在三线建委局以上干部学习《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会上遭批判。
6月27日—7月19日 去贵州六盘水地区参加综合利用规划现场会。
12月27日 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监护在卫戍部队驻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
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彭德怀追悼会。
彭德怀同志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一直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怀念和爱戴。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彭德怀同志都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全军的得力助手;
他具有非凡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
彭德怀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的赫赫战功,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彭德怀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他毕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加强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彭德怀同志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坚定地维护党的利益;
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严于律己,克勤克俭,他极其关心人民群众之疾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之本色。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