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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7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8-26 点击数:348次 字数:

75

 

丁玲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她的一生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她在23岁时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出·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1930年,丁玲加入左联。她创作的《韦护》、《水》、《母亲》等作品,丰富了左翼革命文学创作,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

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左翼文学运动,丁玲的伴侣和战友、共产党员胡也频被杀害。

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丁玲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做了大量工作。

为此,丁玲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

后来在党的帮助下,丁玲奔赴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

这是丁玲革命生活和创作的新开端。

是她,担当起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文艺协会主任的重任,用她的笔,为党助力;

是她,在战争年代里,写下第一批赞颂红军将领的作品,刻画出左权、彭德怀的英雄形象;

是她,组织并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直接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在祖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土地上留下了她的足迹,也留下了她的许多著名作品:

《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其中反映华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

全国解放后,丁玲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错误地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

丁玲是受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但是她对党始终具有坚强的信念。

她说:

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

建国后,丁玲曾三次捐款,表达她对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

19516月,丁玲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款1200余万元(旧币)

19526月,她将荣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共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

1975年春,丁玲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农村。

她和丈夫陈明将补发的工资捐献出1万元,用于农村生产建设。

主要作品:

《莎菲女士的日记》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描写一个痛苦的女性为主,让人看到一个卑微,痛苦,没有自主性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时的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

莎菲生活在痛苦和无边无际的挣扎之中,有意塑造女性的软弱,不自立,也符合当时社会给女性的定位。

小说通过身患肺病的莎菲写日记的方式,细致地刻画了莎菲的心理,叙述了莎菲耳闻目睹的人和事。

莎菲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五四后一些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

文章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和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女方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

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

这部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更由于作者在小说里使用了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这一独特手法深刻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控制小说情节的展开,并进而界定了小说女主人公莎菲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身份认同。

本文从挖掘《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为前人忽视而又极富暗示意义的一个关键性细节入手,剖析女主人公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力图揭示这篇小说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

 

《我在霞村的时候》

1941年,丁玲发表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写的是贞贞的故事。

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

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

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

后被我方解救出来。

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

在乡亲眼里,贞贞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

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在医院中时》

1941年,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

小说写一个由国统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陆萍在延安的经历。

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医院,像一切热血青年一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

医院管理混乱、不少医护人员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

不懂护理知识。医院对病人也敷衍塞责,轻率地就给病人截肢。

病房的卫生没人打扫,病人的苦痛没人过问。

人们感兴趣的,倒是捕风捉影地制造谣言,传播绯闻。

陆萍以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向领导呼吁,却被领导认为她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看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和同事,结果遭来更多的误解和批评,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帽子。

最后陆萍身心俱疲地离开这所医院,学习去了。

 

《阿毛姑娘》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家庭生活本来很幸福。

后来阿毛姑娘接触到新的青年男女,开了眼界,产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后服毒自杀。

有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骛远、爱慕虚荣,批判都市文明对淳朴乡风的污染。

但事实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

丁玲并没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给予了阿毛姑娘内在的同情。

小说里写到,阿毛受一对城市青年恋人的亲热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无意识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亲热一下的愿望,所要的仅仅用力抱她一下

但结果却遭到劳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伤感情的责骂:

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

这就将一个乡下女人性别意识的苏醒,表现得相当微妙。

离开了这种性别体贴,这部小说的意义便难以理解。

 

《暑假中》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几位青年女教师,她们反对肉欲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因而奉行独身主义。

在相互依存的独身生活中,她们之间产生了同性恋情。

承淑痴恋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参加游艺会回来因为过于兴奋,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承淑甚至因为自己爱着嘉瑛而对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

女性同性恋是反男性的一种极端形式。

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此类人物的生活,并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

鲜明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丁玲作品的特色。

丁玲小说中的女人,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和冯沅君作品里的闺秀,也并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和凌叔华小说中走不出旧生活阴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于追求新的生活。

不过,由于社会的黑暗,她们在社会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与苦闷。

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丁玲对这些人物是充满同情的。

1927年冬天,丁玲结识了冯雪峰,并且立即爱上了冯雪峰。

丁玲这样回忆:

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

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很多。

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后来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结果胡也频首先坚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应该怎样相处,胡又回到了杭州

最后是冯雪峰黯然离开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和好如初。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

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到现在也还有争议。

40年代,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的作品。

有人认为:

那里面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是其他许多作家都已经写过,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家将要来写的。如果说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里,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个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特的女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的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

怎样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认为,这是一本复杂的小说。

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是符合当时左的文学规范的。

小说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写作的。

但是这本小说也有挑战规范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顾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丁玲后来说,写这个人物是有纠左的动机的。

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就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

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

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

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

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

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

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

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

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

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其次,还表现在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

丁玲这样讲述塑造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

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丁玲还说: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

黑妮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的姑娘。

她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就不顾门第、不顾一切地大胆爱着。

这爱情被钱文贵发现后自然遭到反对,为拆开这一对恋人,钱文贵辞退了程仁。

但这并不能破坏黑妮心中的爱。

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地与程仁约会。

她对程仁说:

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

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

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

应该说,周扬对这本小说的腹诽确实很敏锐,他看出了这本小说的异端之处。

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反而没有看出这两点。

在这本小说中,丁玲独特地感受和展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写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特别是写农会主任程仁的心理,写他的苦恼和彷徨,贴切而细腻。

丁玲后来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时,指出:

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丁玲小说最受左的批评所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处,也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周扬在做报告又说这本小说好,这让丁玲很看不起周扬,私下说周扬长着一张做报告的脸。

两人的矛盾也在积累和酝酿。

丁玲当年的秘书张凤珠曾说:

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高莽会画画,就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到了苏联,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讲给我们听的。她告诉我这些,说明她是瞧不起周扬的。丁玲还讲,他们在苏联一起走时,周扬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说,她很像周密(周扬的女儿),又看到一个长得挺丑的孩子,就说像蒋祖慧(丁玲的女儿)。丁玲当然不高兴了。你说,就这种极小细节,都很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不过,丁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文艺思想有时表现也很

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就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达对当时的文学规范的不满,她说:

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

她还批评当时的创作:

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像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分,没有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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