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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7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8-24 点击数:270次 字数:

73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江青从一个文件夹中抽出了一份材料。

封面上空空的,没有任何标题。

显然,这是一份内部交流的材料。

她翻着书页说:

“这些文章第一次出版是1941年,1958年‘反右运动’期间又重印过。”

江青接着大声说:

“纯粹是诽谤!”

1942年,那时还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撰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

“……每天太阳都有一些黑点。”

1942年3月,王实味出版了一本名为《野百合花》的系列短文。

书中作者坚持认为:

这种以鳞球茎上长出来的,尝上去味道很苦的野花(山丹丹)是延安最美丽的野花。

作者以花作隐喻,不直接地抨击了延安领导者们。

同时,丁玲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了延安共产党政府统治下的妇女状况。

江青挥了挥手中的材料:

“读读这些文章吧。然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主席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从他们身上抓住这种苗头了。”

江青接着说道:

“毛主席在座谈会上及其他地方驳斥的种种苗头,从各个地方都点燃了导火索。中央委员们及青年团员们贴出大字报,轮番向党、军队和人民进行攻击诽谤。”

不觉之中江青的语调高了起来:

“从肩负责任的同志阶层范围内,如此对毛主席及其周围的人进行指责,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关于生活方式,江青说她自己一直是很艰苦朴素的:

“第一次到上海时,我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到了延安,总是住土窑洞。我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劳动人民完全一样。”

在过去的岁月中,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人的确都像江青一样,过着艰苦朴素的日子。

那些职业戏剧家、作家和音乐家们正是从以往的经历中建立起了他们不可动摇的个人信念。尽管他们有时会对经常变化的形势的判断反应较慢。

戏剧家马可回忆说,文学家们经常聚在一起,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争论希腊与罗马的古典作品。他们赞叹欧洲19世纪的文学艺术。一些表演外国戏的女演员,不觉之中竟然沉浸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角色之中。以至于她们除了为其眼睫毛投身到地面上影子的长度而焦灼外,别的什么事也顾不上了。

在江青的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面仍然是学院进步的一面。

1940年初,她在鲁艺戏剧系执教。

当时的院领导们都在为话剧忙活。话剧是一种灵活机动的剧种,便于顶替那些歌颂达官显贵、才子佳人的旧戏。

当时鲁艺编排的新戏,反映的都是当代题材。最为成功的有:《火烧飞机场》、《桑干河上》和《兄妹开荒》等。

在这些新剧目彩排期间,主席第一次去了鲁迅艺术学院。

江青回忆说:

“主席非常喜欢这些剧目。并开始询问起学院中的其他活动情况。主席开始关心现代文学艺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主席请教员们进行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这些议题就被提交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讨论了。”

关于这件事,马可有着更详细的回忆:

1942年5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突然降临鲁迅艺术学院,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主席骤然到达的消息像迷雾中透出的光线一样迅速传开。人们像久旱逢甘露一样,纷纷从窑洞中涌出,带着纸和笔奔向大会堂。

鲁迅艺术学院作为大会堂的那座旧礼堂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只好坐在门外的地上。

座谈会由周扬主持。

毛主席站在人们面前,总结了最近关于艺术问题讨论的结果。他提出了他所看到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家们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

主席形象地比喻说:

“鲁迅艺术学院是‘小鲁艺’,而解放区及广泛的生活斗争应该被视作‘大鲁艺’。‘小鲁艺’的成员们不应该将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应该使自己走出去,在‘大鲁艺’的范围内宣传他们的新文化。”

主席的讲话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这场论战持续了好几天,其间的气氛由早春甘霖变成了暴风骤雨。

在文学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主席支持周扬的观点。即:为人民所熟悉的文化形式应该毫无疑问地救助与支持新思想,也就是说救助支持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与对领袖至高无上的崇敬。

与此同时,主席还支持了周扬对丁玲、萧军和王实味的抨击。尽管这些人都是当年从大城市走出,勇敢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

而周扬,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作为毛泽东在文化事务方面的掌权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稳固地位。

在一次交谈中,江青提到了她也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她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呢?

她是作为主席的秘书参加的。

这是她卸去讲授与执导戏剧工作之后的新岗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仅讨论的是文学与艺术中的问题,更多的争论是其他领域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争论的焦点依然是主席与王明之间的路线斗争。

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宣称他们信奉的是源于苏联革命理论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而追随毛泽东的人则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不言而喻,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占了上风。并一再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

 

江青继续讲述她曾学习过的党校及马列主义学院的情况。

她说:

“当时,党校以及马列主义学院中都没有毛主席的著作。教材只有一些由王明主编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撰写的东西。主席能够突破他们‘意识形态封锁’的唯一途经就是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到处讲解人民群众特别感兴趣的思想见解。只有在与人民大众的切身联系中,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话题又回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江青说:

“那次会议的与会者中,很多人都是他们所在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主席等到轮到他时才发言。他以对那些负责戏剧编导排演的名人进行‘有说服力的评论’为开头,讲话中他所表达的大意要旨明显地不同于其他人。他的论断不仅仅只是关于文艺本身,而且还深入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上去探究文学艺术问题。讨论的宗旨与结论,主席总结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中,主席提出了一些极为严肃的问题:一位作家应该写光明面还是阴暗面?一部既定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其结果如何?我们所制定的政治与艺术标准应该为谁服务?”

江青接着强调说:

“要经常读读这篇文章。”

第二天上午,这篇全部是汉字的文章便被补充到了我的资料库中。

回想起他与主席共同生活期间所遇上的各种问题及挑战,江青巧妙地陈述道:

“我敬仰毛主席。”

接着又反问我:

“你不想你的学生也敬仰你吗?”

语气中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她那发自内心的对主席的由衷的敬爱之情。

我为她的真率而惊讶,回答说:

“不,我喜欢他们与我争论。我也不是什么伟人,再说这个世上,不是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都能受人崇拜的。”

江青微笑了一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总是在与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作斗争。什么事情做过头了,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危险。那些在过去的‘斗争’中一直找机会想击败他的人,不过是变换了一付‘阿谀谄媚’的嘴脸而已。”

江青后来才真正地认识到,为什么主席内心里如此反感甚至可以说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却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群众对他的敬仰。

用列宁的话来说:

“文学艺术是革命这架机器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却是不可缺少的齿轮。”

而毛泽东则更强调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如果作家是“工程师”,那么鲁迅艺术学院就是形成那些罕有矛盾的文化工厂。

学院的教员们被敦促着,去将微妙深奥的艺术形式改造成朴实无华的简单的艺术形式。

在40年代初,这种说法绝不是什么陈词滥调。

新的延安戏剧及改造后取材于工农兵真实生活的地方戏开始兴起。

一个简单的故事情节,(一个机警的农民如何帮助红军战士挫败日本侵略者的滑稽情节)就能编排出一出好戏。从而极大地激发出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尽管这些知识工程师们惯于创造的是具有复杂人格与矛盾心理的人物形象。

艺术家和作家与观众和读者常年以来由于天资与受教育的不同程度所形成的隔阂,就这样轻易地被毛泽东的‘大众文化’所打破。

文艺专家奉献给人民群众的作品要具有积极向上的文学精神。对那些思想保守、不肯依从、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要通过思想改造使其脱胎换骨,心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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