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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7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8-23 点击数:393次 字数:

72

 

与人民一起共舞的毛泽东,此时已从一个年轻的革命活动家上升到一个老练的军事战略家与政治理论家的阶段。

毛泽东的身躯也不再像长征时的那样皮包着骨头,但他却依然保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19411224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萧三写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

“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救星。”

毛泽东是引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独一无二的精神领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要延安的10年之中,毛泽东拥有了一批训练有素的追随者之后,开始思考一些理论问题。

此阶段他写作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将马列主义的普通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也就是在本质上寻求一个“民族形式”,即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寻求与探索自然也会延伸到文化界。

19425月,在鲁艺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

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场讨论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文革之后到毛泽东逝世。

 

在我们的谈话中,江青偶尔也会流露出对延安时期往事的怀念。

在她看来,70年代初延安的形势仍不能今人满意,尽管此时已比她和主席住在那儿时要好得多了。

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在延安一直在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此时却有人撰文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一种今人反感的“等级体系”。

捉刀者便是王实味。

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

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因文惹祸,写下《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年被捕,1947年被中共处决。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

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

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

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

1937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

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

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

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

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

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

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

(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泽东亲自定调:

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毛泽东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

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在另一场合说:

野百合花》有文章。

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又说:

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2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

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

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1942年被开除党籍。

1943年被逮捕关押。

194341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奸细分子

19473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时年四十一岁。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

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君子风度

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

他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

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父亲和情人。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

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

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

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他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

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

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

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

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他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

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

因此,他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他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

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最终,他与组织的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他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

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

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

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人道主义

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

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

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

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

72岁的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已于1947年被处死之后,她断然认定这是政治诬陷,认为自己的丈夫清高自负,刚烈耿直,说话口无遮拦,但绝不会当特务,不会是托派分子,更不会反党、反革命。

1983年,他来到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申诉。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

19912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

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

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

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凡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

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处决后的第44年了。

起初,李克农对王实味案还是持谨慎态度的。

李克农认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着眼于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目的是使干部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强调多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

抢救运动结束后,作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李克农于1946年也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是有目的的,即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

831,作为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在报告中,李克农首先肯定了整风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果,继而指出了运动的一些不足之处,认为主要是方法、方式上的一些失误;李克农着重指出了在王实味案中暴露出来的党的工作方法上的一些漏洞,并坦承对王实味案负全责,请求中央给予处分。

李克农勇于面对错误的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91,毛泽东批示:

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是中共的特务王

毛泽东曾经说过:

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李克农作为中共情报和特务机关的首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党长期以来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

1955年国庆前,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229,李克农在北京病逝。

逝世后,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

王实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剧性因素集中表现在:

他提出那些尖锐的批评,主观上完全出于响应上级号召的动机,他所揭露的问题也都有客观的事实依据,结果却被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监禁和杀害;

他用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结果却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自由化的罪名。

我们看到,正是在批判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极端民主化主张的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被悄然建构起来。

这种革命伦理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道理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某种莫名其妙的张力

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斩断了世俗伦常的亲情和友情,党性人性似乎变得水火不相兼容,来自上级的批判斗争不论对错与否,都被视为对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种考验。

结果,革命队伍中固然涌现出一批像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那样的理想人格典范,但同时等级制度、特权思想、集权主义、个人崇拜等消极因素也不断发展蔓延。

时过境迁,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当初的“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政党蜕变成“让少数人首先富裕起来”的致富工具。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为被过去的共产党“打倒”的人“鸣冤”平反,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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