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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5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8-08 点击数:426次 字数:

57

 

从一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旧礼堂中草拟的无产阶级创作原则如果被真正贯彻执行了的话,那么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也就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点在教育、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便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1942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包括52所作引言和523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1019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

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

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

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

艾青田间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综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

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

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

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

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

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

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

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

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

这就是态度问题。

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

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

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

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

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

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

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

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人民也有缺点的。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

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

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

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

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

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

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

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

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

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

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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