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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2师之间尚有一个据点没有解决,双方无法配合,城内战斗异常激烈。
仅一天一夜,2师4团、5团打退守军15次反击,1师也打退守军不下10次的反击。
与此同时,邓纵在西北角未能迅速扫清外围之敌,突破受阻。3师在路东总攻开始时便打完了500发炮弹,当突击部队冲锋时,距离突破口还有3里路远,守军13军54师一部守备颇为沉着,激战两日,除3师9团攻占城外壕沟外,毫无进展。
1师1团突入市区后,2团、3团随即突入,2个团分别以一个营为一个梯队,向71军军部突进。
由于邓纵和3师的攻击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2师承受了极大的压力,部队伤亡很大,1师师部刚接到3团副团长黄才芳打来的准备冲击的电话,紧接着一个电话打来,报告黄才芳已经牺牲。
1师江拥辉师长和梁必业政委在一个班的护送下进入突破口,守军一个炮弹打来,一个班的战士全部牺牲了。
由于1、2师坚决顽强地向市区突进,经过四昼夜的激战,不仅巩固了突破口,且向市区延伸到守军核心区71军军部东北部,打乱了陈明仁的防御体系,为日后解决路西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16日晚作为预备队的6纵17师也被李天佑调入1纵1师左侧投入战斗,17师的参战缓解了1、2师的压力,有力地配合了路西作战。
恰恰在此时,陈明仁也调整部署,在邓纵没有突入城区前对市区内的民主联军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击,抽调路东两个守备区的部分兵力和路西几乎所有可以使用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1、2师发起攻击,试图将其赶出城区。
楔入核心区的1纵2师4团首当其冲,在被国军反击部队分割、断粮、断水3昼夜的情况下,独立作战,坚守阵地,该部8连在激烈的战斗中,只剩下8个人,仍然打到最后。
在部分地域双方甚至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民主联军的顽强、勇敢、猛打猛拼的战斗精神极大震慑了陈明仁,反击失利更让陈明仁丧失了一部分精锐兵力,
仗打到了这个地步,邓纵才进城,邓华脸上挂不住,连那些日后成天在干休所里叫嚷着“老子是7纵的”7纵老人们也不原意提起这段历史。
四平这一仗给这个两头冒尖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反思。
邓纵的突破口在西北部,但此前部队一直部署在东北部,总攻前夕被调来,由于时间仓促,情况不熟,从14日晚开始的总攻直到17日才由邓纵独立1师打开一个突破口,18日独立2师也从城西门突入,19日独立3师也随即跟进,开始了向纵深发展。
为迅速解决四平守军,东总18日决定6纵18师投入战斗,做好攻坚准备。
承受巨大压力,市区战斗5天的民主联军主力师1师、2师也分别于18、19两天的夜里撤出战斗,进行休整。
自18日邓纵攻入市区后,路西战斗逐渐明朗化,由于猛烈地进行分割、穿插,分别围歼各据点的守军,战斗进展较前几日相对顺利。
很快邓纵攻至守军交通宿舍大红楼88师263团驻地。
大红楼呈烟斗型,近
独立1师先以强攻两三次而未成功,即改为以一部份兵力挖沟接近,以另一部分人员返回飞机场从炸弹里掏取了3000多斤TNT。
经过充分准备,组织一营全营火力做掩护,由1连8班副班长李广正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大红楼炸塌一处。
巨大的爆炸声将楼内守敌震昏,后续部队冲进楼内,活捉守军263团副团长,守军1100余人被俘。
爆炸声也使得陈明仁悄然将城防司令布迁至路东。
20纵17师以出色的战术配合,占领了守军71军军部即核心守备区,俘71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等近2000人。
21日前线指挥部将1纵3师从路东调至路西。
截至到21日,路西战斗全部结束。
路西战斗结束后,攻城部队开始向路东守军发起攻击,突破方向定在天桥北与火车站南。
北面由邓纵担任向路东攻击,南面由6纵17师与1纵3师并肩攻击。
21日晚攻击开始,在长
伤亡极大,仅一夜之间就伤亡800余人,但仍无进展,这最根本的原因是在铁道线东,有4层楼高的工厂,守军设置一个观察所,可俯视四周。
白天观察视野很好,晚上发射悬空照明弹、点起柴油桶火把,守军还配备了12门八二迫击炮、9门六零炮,加上各种轻重武器,只等观察所通知,所有火器便可以集中对准预测目标发射。
经过几次冲杀,邓纵独立1师、独立2师因为伤亡过重,23日奉命撤出战斗,准备南下打援。
就在当天下午,独立1师师长马仁兴在市区撤离前被流弹击中牺牲。
刚组建2个月的邓纵就刷新了由4纵保持的纪录,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牺牲的第2位师级干部由邓华所部创立。
在不到10天的市区作战中,邓纵3个师中已有2个师丧失进攻能力。
为了加强攻城力量,东总决定将打援的6纵16师、18师投入攻打路东的战斗,四平战场由6纵司令员洪学智接替1纵司令员李天佑的指挥。
6纵16师在北面由邓纵独立3师配合于24日晚,继续向路东进攻。
18师参加17师方向的作战。民主联军对伤亡后撤人员布置了一条警戒严密的路线,向前运动的增援部队看不到伤兵,而政工人员对部队讲话,都是某部队在市区打了大胜仗,建奇功,鼓舞立功竞赛。
并且在部队入城后限定攻下某据点,即调后休息,使参战部队保持了较高的士气。
在1纵3师与6纵17师于22日攻入路东,16师、18师投入战斗后,民主联军迅速在路东打开了局面,为避免在街巷作战中出现较大的伤亡,民主联军在路东“遇墙掏洞,逢屋炸墙”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平民出现大量伤亡。
尤以天主教堂附近的争夺为最。
25日18师53团1营攻击天桥,由于守军火力封锁及攻击部队不时被脚下的大豆滑道,影响冲锋,而未能攻下,1营伤亡过半。
前线指挥部于26日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再对路东之敌进行一次决定性的突击,以求全部占领路东。
当天,18师54团对富盛泉烧锅发起强攻,以牵制天主教堂附近国军,并侧翼配合52团攻打天桥。
由于立功心切,在没有任何侦察的情况下,54团就以连为单位对烧锅据点发起冲锋,正是这愚蠢的决定,为守军打出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守卫烧锅据点的是71军87师一个加强排,排长廖钧。在接受任务前,87师师长熊新民亲自接见了这一排人,他知道烧锅据点对守军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明白那里也是一个死地,因此他交待的命令只有4个字:死守,守死。
师部也极慷慨地为烧锅据点配备了2挺重机枪及大量弹药。
对于长官的重托,凭借精良的装备,廖钧惟有恪守命令,方尽军人之职。
针对民主联军的集团冲锋,实际上就是以接力赛跑方法接近守军,待守军机枪换装弹夹(带)间隙,一举突破阵地,以手榴弹及刺刀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廖钧除加强正面火力外,又以2人为1组,从侧翼配合牵制。
同时,在阵地前洒满大豆。但战斗打响后,民主联军的集团冲锋仍然超出了廖钧的预料。
黏稠的血液浸泡着大豆,尸体一层层覆盖在上面,后面的人踏着前面的尸体硬是冲进了守军的阵地,双方整整四进四出,杀到最后,1个加强排除了廖钧和他的勤务兵外,仅剩一个班长和一个战斗兵。
而对面的54团也彻底的垮了。
战后,廖钧同陈明仁一同荣膺青天白日勋章,成为内战中获此最高殊荣者中职务最低的一个。
28日国军增援部队分别逼近四平周边地区,为避免更大伤亡,攻城部队遂于30日拂晓前撤离四平。四平攻坚战宣告结束。历史不顾一切把这些死亡事件的日期用鲜血记录在国家的档案里。
四平攻坚战结束后,国军马上由沈阳派去卫生消防队,收集交战双方及平民的尸体拖到各十字路中心,洒上消毒焚化药粉,进行焚化。
弥漫全城的尸臭味让四平较长春还要早一年赢得了“死城”的称号。
自此,民主联军里对71军的评价也不得不多了一点:
“71军的人命硬啊!”
当陈明仁在湖南通电起义时,最早跑的都是71军的老人们,对于他们来说,起义是可以的,但惟独不能向四野起义。
在以后的日子,直到十万大山,四野与71军的恩恩怨怨才终于有了个了断。
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少了个圆满的句号,林总在四平又栽了个跟头,四平也许真的要打4次才能太平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