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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1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25 点击数:440次 字数:

12

 

193310月,王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明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步骤,强烈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把物件扩展到愿意抗日的除了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团体,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具体纲领,推进中华民族反日运动,组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这个纲领后来经过宋庆龄1779人联合签名公开发表,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王明和康生当年一起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们日后的际遇却大不相同。

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

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

他又说:

“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7月至1937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杨尚昆还谈到:

“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

“1943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泽东给大家平反道歉。

杨尚昆接着说:

“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的一套。毛泽东说,康生这个人极。在抢救运动中极,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

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

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

1952年初,毛泽东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

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

杨尚昆说:

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泽东。

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泽东住所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

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

康生一见到毛泽东,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

主席问他,

现在身体怎样?

康生说现在好多了。

主席说,

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

说完主席就走了。

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

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196024,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

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

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

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

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5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

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6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

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

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

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

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

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

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

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

康生几次讲:

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泽东的。

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222,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

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

1960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

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泽东的信任。

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泽东的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1962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

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

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

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

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

刘宁一向毛泽东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

毛泽东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19628月举行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

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泽东,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毛泽东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

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革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1962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

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的一套,中 央把他调离社会部。

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

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

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

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康生非等闲之辈,除了其革命资历之外,还在书画文艺方面,颇有一定的造诣。

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收藏家。

与郭沫若齐名,被当时人称之为郭老康老。 

康生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显示其的一面。

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请康生题写书名,颇见其书法功力。

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颇有研究,曾用笔名写过考证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

当时,党内高层秀才中,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

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

据专家考证,目前发现的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言》,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

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

康生拿到的这部,为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

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

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70余处,约3600余字,可见其颇有造诣。

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收藏品,人们被康生的收藏吓呆了。

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人说:

谁说你们中国没有百万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中国古代即有书如其人心正则笔正之说,古人论书,往往兼论人品,认为书品和人品是密不可分的——书法是人品的外在体现,人品是书法的内涵延伸。

所以,古人很看重书家的人品,高度追求人品与书品的统一。

但是,书法史上却常常出现与之相悖的例子,书法堪称一时之选,但人品却极为卑劣为世所诟病。

如秦代的李斯,宋代的蔡京(蔡京原为宋四家之一,人们恶其为人,换上了蔡襄)、秦桧,明代的严嵩,近代的郑孝胥,还有当代的康生。

明代书画家徐渭曾说过:

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

康生的书法正属于高书之列。康生真草隶篆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体,堪称大家。

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分别为: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据说陈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四条屏。

另外明朝著名文人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考明天启丁卯年刻本世间只有四部,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大连图书馆,康生不知用何种办法搞到一部,并亲自校订。

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

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确实功力不凡。

据说康生还送给刘少奇一面十四折扇面,两指间宽,竟用蝇头小楷誊抄了整整一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落款。

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

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

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

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名款作画,这三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康生,其人虽废,其字流传。

也许,中国书法史上将永远留下他的名字。

 

不过,在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里却没有记载多少有关康生的事迹。

他认为康生之所以能成为江青的好友,仅仅只是因为康生尊重她与主席的婚姻。

在伏拉迪米罗夫的日记中,他把毛主席刻画成一个蔑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却不知毛泽东是倡导“洋为中用”的第一人。

他说毛主席只读古代的百科辞典、古典哲学论著及古典文学著作。

他说江青也很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外国文学作品。

他说:

“江青机敏灵巧而又不显山露水地帮助丈夫解决各种最不同寻常的问题。而这一切丝毫也不会影响到他俩的夫妻生活。”

他说江青对什么问题都喜欢盘根究底,对任何事情都感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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