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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1898年生于今山东青岛黄岛区(原胶南市于2012年12月1日与黄岛区合并为新黄岛区)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其家族为名门望族,祖父张鸿仪曾为贡生。
13岁时因与群党在村里殴斗,因而遭父亲禁闭。
后来在友人协助下到青岛礼贤中学学习;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抢劫,其兄因而遇害,后举家迁往诸城。
1920年,到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后赴诸城县立高等小学讲授。
1924年,康生赴上海大学学习,并改名张溶,康生自称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找不到确切的入党介绍人,此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曹轶欧;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这一时期他拥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去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在列宁学院学习。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从苏联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山东大鲁南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1950年后长期养病,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
1975年12月16日,康生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在当时发布的讣告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康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由于受到家族薰陶,幼年时代便开始接触文艺作品,因此擅长中国传统书法、中国画及收藏,其艺术造诣曾被指为是众多中共领导中最为优秀者之一。
1915年,在康生17岁时,在父亲安排下,康生与胶南市的地主陈玉桢之女陈宜结婚,并诞下女儿张玉瑛,儿子张子石;后续娶曹轶欧;儿子张子石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市委书记,在山东隐居直至去世。
逝世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沉痛地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生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六时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加强我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王明、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学习康生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同志永垂不朽!
在康生同志追悼大会上叶剑英副主席致悼词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首都隆重举行的康生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康生同志。
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康生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六时五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
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
他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心耿耿,始终不渝。
他五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康生同志对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党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机要工作的建设,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我党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康生同志是山东省胶南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他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他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的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秘书长。
一九三○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
一九三三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一九三四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长,中央情报部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书记。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三届、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职务。
党的八大、九大和十大,他都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几十年来,康生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坚定地维护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我们全党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康生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坚决批判王明、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贯地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刻苦钻研和热情宣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我们要学习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谦虚谨慎,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