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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17 点击数:1410次 字数:

1940年7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

1945年9月,他在南洋得知邹韬奋去世的消息。

当时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直到三个多月后,接到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载了一篇写韬奋之死的专文,才不得不信。

他怀着悲悼的心情一气写下长达3万字的纪念文章。

他称韬奋是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者。

他认为,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

这其实也是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的评价和定位。

这个评价和定位一直影响到如今的三联书店。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全国出版界的领导人,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

他说:

“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

他要求

“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

“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1982年10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会时,86岁高龄的胡愈之写了贺信。

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我和这三家书店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书店,关系更加密切。

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常常为韬奋主编的刊物写稿。

关于书店的出版方针以及书店的内部结构,韬奋常同我交换意见……这三家书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

到1948年,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广大人民,贡献力量。

……

从1931年到1982年,五十多年里,胡愈之先生一直关心、帮助和指导着三联书店,多次为三联书店规划蓝图、引领路径。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不是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为正义事业,为民族的需要,为大众的利益;为了这一切,要善于经营,但决不为经营而牺牲意义。

这是作为一个三联人要永远记取的。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

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

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

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

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首次出版斯诺名著《西行漫记》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爱国知识界人士始终坚持战斗。

当时,王任叔在《保卫大上海与伟大的民族个性的创造》一文中写道“为了战略,为了长期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拿着机关枪、大炮、步枪的中国士兵,是可以退出上海的,但拿着笔杆,拿着精神武器的文化兵,是决不能从上海撤退的。”

1937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国记者斯诺的住处看到《Red star over China》,这是伦敦戈兰茨公司寄给斯诺的样书。

斯诺告诉他,此书原名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将in错排为over,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

胡愈之向斯诺借了这本真实记录延安见闻的通讯集,内容太吸引人了。

他一读完,就在座谈会上介绍给朋友们。

他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但最大的难题是出版。这种红色书籍,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

大家一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复社就这样成立了。

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张宗麟任总经理。

为了抢时间,他们把书拆开,十一二个人同时翻译。

全书30万字,不到一个月翻译完毕。

书译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

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就是向读者发预约券。

书定价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1元。

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走了。

很多印刷工人失业,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帮忙。

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

中文版还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没有的照片。

斯诺说,从字面上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是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的,很快就发行了五版。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为了掩护,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

1938年3月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空。

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

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不少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

23岁的华君武就是其中一个。

那时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也听到过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

他说,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1938年夏天,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担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说,斯诺几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

此书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鲁迅全集》的出版

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

民族危亡的关头,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

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在编印启事中说出版《鲁迅全集》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

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共同筹划由复社来出版。

印书资金是个大问题,把《西行漫记》的盈余贴上也远远不够。

因为鲁迅深受爱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热心号召,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很多定金。

那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苦,可一听说出版《鲁迅全集》,他们都很有热情,主动降低收费。

百数十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1938年6月15日,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仅4个月,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3种版本,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

乙种本是红布烫金。文汇报的编者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

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狮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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