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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７月，胡愈之奉命去南洋工作。
１９４５年９月，他在南洋得知邹韬奋去世的消息。
当时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直到三个多月后，接到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民主周刊》，上面刊载了一篇写韬奋之死的专文，才不得不信。
他怀着悲悼的心情一气写下长达３万字的纪念文章。
他称韬奋是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者。
他认为，韬奋是属于大众的，是为大众的。
这其实也是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书店的评价和定位。
这个评价和定位一直影响到如今的三联书店。
１９５０年４月，胡愈之作为全国出版界的领导人，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
他说：
“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
他要求
“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
“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纪念会时，８６岁高龄的胡愈之写了贺信。
他充满深情地写道：
我和这三家书店关系很密切，尤其是和生活书店，关系更加密切。
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是我亲密的朋友，我常常为韬奋主编的刊物写稿。
关于书店的出版方针以及书店的内部结构，韬奋常同我交换意见……这三家书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战胜了反动统治的残酷迫害。
到１９４８年，合并成立三联书店。新中国诞生后，三联书店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为广大人民，贡献力量。
……
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８２年，五十多年里，胡愈之先生一直关心、帮助和指导着三联书店，多次为三联书店规划蓝图、引领路径。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不是为了做出版而做出版，而是为正义事业，为民族的需要，为大众的利益；为了这一切，要善于经营，但决不为经营而牺牲意义。
这是作为一个三联人要永远记取的。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１９３３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１２月５日，共收到１６０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１９３３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８３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１４２人的２４４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１９３２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
胡愈之从１０月１６日出版的总第２９卷第４号开始接手，不到２０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
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
半个世纪后（１９８２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６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３０卷第４号，胡愈之一共编了９期，前后只有五个月。
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首次出版斯诺名著《西行漫记》
上海沦陷后，一大批爱国知识界人士始终坚持战斗。
当时，王任叔在《保卫大上海与伟大的民族个性的创造》一文中写道“为了战略，为了长期抗战的最后的胜利，拿着机关枪、大炮、步枪的中国士兵，是可以退出上海的，但拿着笔杆，拿着精神武器的文化兵，是决不能从上海撤退的。”
１９３７年底，胡愈之偶然在美国记者斯诺的住处看到《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ａ》，这是伦敦戈兰茨公司寄给斯诺的样书。
斯诺告诉他，此书原名是《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排字工人将ｉｎ错排为ｏｖｅｒ，斯诺觉得错得好，英文版正式书名就将错就错，译成中文是《红星照耀中国》。
胡愈之向斯诺借了这本真实记录延安见闻的通讯集，内容太吸引人了。
他一读完，就在座谈会上介绍给朋友们。
他说，国民党封锁苏区，污蔑共产党，使大众不了解苏区、红军。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如果这本书能在上海出版，可以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但最大的难题是出版。这种红色书籍，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
大家一商量，还是自己办个出版社，复社就这样成立了。
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１０多人，张宗麟任总经理。
为了抢时间，他们把书拆开，十一二个人同时翻译。
全书３０万字，不到一个月翻译完毕。
书译完了，出版社也有了，可是还没有印书的经费，怎么办？
他们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就是向读者发预约券。
书定价２．５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只需１元。
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走了。
很多印刷工人失业，胡愈之找到熟悉的工人帮忙。
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到两个月，完成了翻译、印刷、出版全部工序。
中文版还增加了大量英文版没有的照片。
斯诺说，从字面上说，这本书是我写的，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在伦敦出的，很快就发行了五版。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为了掩护，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
１９３８年３月第一版印了２０００册，很快售空。
第二版、第三版，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
仅几个月就轰动海内外，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不少进步青年读了这本书，向往延安的自由民主。
２３岁的华君武就是其中一个。
那时他在上海的银行里做小职员，也听到过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
他说，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
１９３８年夏天，他瞒着母亲，只身投奔延安。
胡愈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担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说，斯诺几十年前写的这本书，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通俗读物。
此书翻译成近２０种文字，在全球有亿万读者。
《鲁迅全集》的出版
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一件大事。
民族危亡的关头，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鲁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郭沫若当年在《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一文中说“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反抗到底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
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在编印启事中说出版《鲁迅全集》目的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
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共同筹划由复社来出版。
印书资金是个大问题，把《西行漫记》的盈余贴上也远远不够。
因为鲁迅深受爱戴，又有茅盾、巴金、沈君儒、陶行之的热心号召，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很多定金。
那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苦，可一听说出版《鲁迅全集》，他们都很有热情，主动降低收费。
百数十名学者文人和工友共同努力，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５日，在禁出红色书籍的孤岛，仅４个月，６００万字、２０卷的《鲁迅全集》就出了甲乙丙３种版本，甲种纪念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
乙种本是红布烫金。文汇报的编者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
原是那一支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狮的力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