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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 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5-06-16 点击数:371次 字数:

1949年11月,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人民新历史的开端》的发刊词,提出《新华日报》的任务是:

“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

《新华日报》创刊后,以它的权威性,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重视。

1954年后,尽管出版总署已被撤销,但胡愈之仍关注出版事业,尤其是60年代初,他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作为一个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最重要的是拟出一套能振奋人心或者至少开释疑虑的丛书来,只有这样,出版工作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他设想这套书应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书,他设想的对象不是在校学生,更不是学者,而是一般干部。

他跟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见解一样,认为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以后,干部就决定一切———干部水平高,就能办好事。

胡愈之约了七八个人去四川饭店聚餐,在餐前他和盘托出他要拟一套丛书的设想。

到会的有当时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还有文化部出版局的王益,人民出版社的王子野,商务印书馆的陈翰伯,中华书局的金灿然等。

在聚餐会上,胡愈之强调前几年干部热情高,干劲足,就是缺少必要的知识,所以要出版一套提高干部知识水平的读物。

他设想几个出版社按照自己的出版分工合出一套丛书———这套书有的像百科全书的单行本,每个选题出一本,几个出版社联合搞,每年可以出五六百本,出它几年,合起来几乎就变成一套百科全书了。

接着胡愈之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赶紧出版一些解答当前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的读物,例如

“市场为什么紧张?”

“副食品为什么缺少?”

等等,首先要出一整套这样的热门“知识”书,才能打响。

二是恢复在前一时期整顿出版中停办的科学普及出版社,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书要多出。

大家对他的建议几乎没有异议,但关于前一个问题,原则上都说好,但都说不好写,连政治局委员在庐山会议提出意见也能掀起一场风暴,这样的现实问题怎能去碰呢?

在 60年代初的社会气氛中,胡愈之的这些设想未能很好地付诸实施,但却反映了这位老新闻出版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可贵的精神品格。

胡愈之还是建国后民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盟中央机关被查封,胡愈之受到冲击。

1969年5月,周恩来指示驻人大、政协的军代表不要批斗民主党派领导人,胡愈之的境况才略有好转。

在此期间,胡愈之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一些老同志实事求是撰写旁证材料,使一些老同志免遭冤狱。

胡先生混迹《光明日报》,以中共党员的秘密身份加入民盟,热衷右倾,民盟和《光明日报》的堕落,胡脱不了干系。

这些历史,不是我们所应该掩盖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

而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1925年-1932年)。

《生活》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开初内容比较单调,进不了文化市场,印数只有2800份。

从第二卷起聘请邹韬奋主编,他约请一些进步作家为刊物写稿,改变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层次,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发展到2万份发行量。

1931年他读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十分赞赏,在《生活》上发表读后感,推荐给读者。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胡愈之发表了《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达了鲜明的抗日主张,激起读者的强烈反响,邹韬奋读后也为之震动。

于是,他请朋友从中介绍与胡愈之会面,一气谈了三个小时,并向胡愈之约稿。

胡愈之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当时苏中断交,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是要冒一定政治风险的,但邹韬奋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

胡愈之感到邹韬奋有胆识,有正义感,从此倾力相助,参与组织和策划《生活》的编辑工作,还经常为刊物写稿,尤其是以“伏生”为笔名写的国际问题文章,一时风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号召力。

有的刊物甚至以“胡伏生”的文章作为广告,企图鱼目混珠;《生活》为此特意发表声明,澄清“伏生”并非“胡伏生”,成为当时媒体内部的新闻事件。

《生活》的订购数逐渐上升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

蒋介石要求黄炎培改变刊物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与胡愈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等人商量,决定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办刊。

胡愈之建议独立后创办生活书店,可以在刊物之外出书(周刊社本来也有一些文章结集出书)。

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他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

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

这一年,邹韬奋37岁,胡愈之36岁。

生活书店成立后,胡愈之又协助邹韬奋制定了经营方略。

一是表面上把周刊与书店分开,以免周刊因不改立场而被禁时影响书店;二是以书店为核心出版多个刊物,书刊互动,快速发展;三是出版与发行并举,不但发行本版书,而且经售、代办各种书刊报纸。

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都是由生活书店代理发行业务。

这三家书店目标基本一致,一开始就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合并埋下了伏笔。

从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胡愈之虽然没有在《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周刊发展初期的重要参与者,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邹韬奋在读者中很有号召力,鲁迅特请胡愈之约他参加。

邹韬奋欣然答应。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实际政治活动,也是第一次与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人共事,这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影响了生活书店的立场和发展方向。

不久,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也被列入暗杀名单,只好出国避难。

行前,他将《生活》周刊托胡愈之照料。

胡愈之不负所托,不但组织编务,而且原来每期由韬奋执笔的“小言论”都由他来写。

刊物办的很有锐气。

1933年底,由于胡愈之的一篇短文,当局通令全国查禁《生活》。

在最后一期上,胡愈之写了《最后的几句话》,强烈谴责当局的无理行径,同时刊登了邹韬奋出国前就已经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

《生活》虽然被禁,但不到两个月,即按胡愈之原先的设想,又创办了《新生》周刊。

胡愈之建议请与张学良有良好关系的杜重远出面注册《新生》,得以顺利通过。

《新生》完全继承了《生活》的办刊宗旨,“一切仍属旧贯”(邹韬奋语)。

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两个刊物。

《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这个刊物寿命很长,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人也是胡愈之。

韬奋1935年回国,立即与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救国会七君子。

胡愈之担负起营救的组织工作。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风云变幻、国难当头的日子里,邹韬奋和胡愈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韬奋每当有重大决定时都要征求胡愈之的意见,对他十分佩服和信任。

1938年12月,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有共产党色彩的书刊开始新一轮的清理。

生活书店又面临一个新的关口。

邹韬奋特别邀请胡愈之到重庆,商洽书店大计,总结9年来的工作,制定抗战阶段书店工作原则和新的编辑出版计划,并请胡愈之主持修订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

新的《章程》重申了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并在组织上确立了三个系统,第一是社的小组,这是帮助社务能正确执行的细胞组织;第二是业务系统;第三是自治会系统,这是增进同人福利,实行自我教育,提高每一个职工政治认识水准的细胞组织。

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管理方法在上世纪30年代是十分超前的,是富有创见的。这可能与胡愈之曾到苏联访问有关。

在这次会面中,胡愈之建议,在后方和海外开设生活书店分店,化整为零,把人员和物资分散到五十几个分支店,既保存了实力,又扩展了书店业务。

韬奋深以为然。在随后举行的社员大会上,胡愈之被选为理事会理事、编审委员会主席——这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担任的唯一一个公开的职务。

会后,胡愈之对编审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适应抗战建国需要、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服务精神”的出版原则和编审工作计划化的要求。

他手订了全年和各季度各类出版物的编审计划、出版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措施,把过去的出版物分成A、B、C、D、E五类,由每个编委分担一个种类的编审工作。

为保证编委会工作的正常进行,还制定了《编审委员会组织及办事细则》20条。

在组织领导上,改总编辑负责制为编委会集体负责制。

编委会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商讨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开会时请经理、生产部主任和营业部主任列席。

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生活书店业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开创意义,极大提升了书店的职业化水准。

邹韬奋对胡愈之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他说:

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贡献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的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

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

但是他总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

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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