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纪念胡耀邦说：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地。”

 这篇报道勾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81年春，我第一次访日。

到达大阪的当天，我告诉日本外务省负责接待我们的官员若山乔一：

“山崎丰子希望和我见一次面。”

若山大吃一惊，因为山崎丰子在日本是位名闻遐迩的作家，而我当时还只是个20来岁的大学日语教师。不过，若山吃惊归吃惊，还是当即邀请山崎丰子参加第二天外务省为我们举行的欢迎酒会。

当时，外务省不容许我们离团单独活动。酒会后，我破例获得自由行动时间，和山崎在大阪的皇家大酒店作了2小时的长谈。那次长谈的内容不久之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直是有关山崎丰子的最详尽的一份资料。

就在那次长谈中，我问刚写完《两个祖国》的山崎，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她说：“正在苦恼之中。”我说：“在您的长篇小说《不毛地带》中苏联是一个很重要的舞台，《两个祖国》则写了美国。下一步不妨把中国作为舞台吧。”山崎说：“这是个不错的注意，我也很想碰一下中国，但不知从何著手？不过，一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

我以为这不过是社交场合的一番礼仪性的对话，事情过了，也就忘了。不料，2年后的1983年，山崎带著秘书及文艺春秋出版社的一位干部来到上海，约我相见，说：“真的要按照你的建议写中国了。”山崎告诉我，她想在下一部作品中把日本在侵华期间留在中国的遗孤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此后长长的一段时间，山崎一直在中国采访。但是，当时在中国采访，受到很大的限制，中途山崎曾多次想打道回府。是胡耀邦积极鼓励和支持她，她才坚持下来的。结果，她的以日本在中国的遗孤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获得极大的成功。

山崎日后还专门写了一部作品《大地之子和我》，里面收集了她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大地之子》创作过程的文章。这些文章尽管在杂志上发表时，我都曾收到山崎特地寄赠的杂志，早已拜读过多次。可重新读起，当年的一幕幕情景又油然浮现眼前。谁说往事如烟，其实历史是不会那么容易忘却的。

我最爱读的是山崎描写胡耀邦的那几篇文章。不做神，做人，做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人，那就是胡耀邦。山崎说；“当时的中国采访很难，去不了我想去的农村，我想撤退了。”胡耀邦说；“有困难我帮你解决，想撤退是懦夫，要用机关枪扫射。” 说到带劲处，胡耀邦会双手挥舞，拿在手上的叉子、餐刀，成了他手中的武器，什么餐桌上的礼节、领导人的矜持，早已忘到了脑后，给山崎丰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死后不愿葬身权势的象征之地八宝山，而宁愿守望在江西共青城的新型领导人，虽然带著种种憾恨，过早地离开了多是多非的世界，可他就像依旧活在山崎笔下那样，活在千变万化的今天。胡耀邦大概没有料到一部描写日本遗孤的小说会成为许多日本人怀念他的情结所在。

山崎丰子不知多少次对我讲过：

“没有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就没《大地之子》”。

山崎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著胡耀邦曾用过的笔，我也曾把玩过。而我家的影集中也存放着共青城里的胡耀邦墓碑的照片。墓碑造型是一面高擎的共青团大旗。

我曾和山崎丰子多次互相感叹：

“胡耀邦才是真正的大地之子！可惜去世太早。”